十常侍专权乱政

十常侍专权乱政

东汉末年，桓、灵二帝在位时期，宦官势力恶性膨胀，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十常侍专权局面。这并非一个确指十人的固定团体，而是以张让、赵忠为首，包括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名主要宦官在内的权阉集团代称。他们利用与皇帝的亲近关系，操纵朝政，打击士人，贪赃枉法，其倒行逆施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更直接催化了黄巾起义的爆发，成为压垮东汉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十常侍得以专权，其根源在于东汉中后期特殊的政治格局。自和帝以后，皇帝多为幼主即位，外戚依靠太后临朝称制而掌握大权。成年后的皇帝为夺回权力，往往依靠身边最亲近的宦官发动政变，诛杀外戚。如此循环往复，使得宦官的权力和地位不断巩固。至桓帝时期，宦官单超、徐璜等人因协助桓帝铲除外戚梁冀有功，同日封侯，开启了宦官时代的序幕。灵帝即位后，更是公然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将宦官抬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为十常侍的专权铺平了道路。

十常侍乱政的核心手段，首先体现在对皇权的绝对控制上。他们日夜环绕在汉灵帝刘宏身边，投其所好，引导其沉溺于享乐，从而隔绝了皇帝与外界尤其是士大夫群体的联系。灵帝在西园开设“卖官鬻爵”的交易所，官职按品级明码标价，这项臭名昭著的制度便是在十常侍的操办下进行的。他们不仅借此敛财，更将买官者培植为自身党羽，进一步巩固了权力网络。

以下表格梳理了十常侍卖官鬻爵的大致价目与影响：

其次，十常侍对正直的士大夫集团进行了残酷的打击，直接引发了党锢之祸。士大夫与宦官集团的矛盾由来已久，以李膺、陈蕃为首的清流官员屡次上书弹劾宦官，试图肃清政治。然而，在十常侍的诬陷和操纵下，桓帝与灵帝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将数以千计的优秀士人逮捕、杀害或终身禁锢，禁止其及亲属出任官职。这场政治清洗使得朝廷为之一空，忠良之士噤若寒蝉，而宵小之辈则充斥朝堂，东汉的政治生态彻底恶化。

在经济上，十常侍及其党羽的贪腐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他们不仅通过卖官敛财，还直接插手国家财政，横征暴敛。张让、赵忠等人在洛阳修建的宅邸，豪华程度堪比皇宫，他们甚至劝说灵帝加征亩税十钱，用以修建宫室、铸造铜人，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地方官吏多为他们的亲属或门生，肆意盘剥，导致“民不堪命”，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十常侍的专权最终点燃了社会革命的。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口号，正是对东汉王朝及以其为代表的腐朽统治（包括宦官专权）的彻底否定。尽管起义最终被镇压，但东汉王朝的统治根基已被动摇，中央权威一落千丈。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地方州牧、太守获得了更大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

十常侍的末日随着灵帝的驾崩而到来。公元189年，灵帝死，外戚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欲诛杀宦官以肃清朝廷。然而何进优柔寡断，反被张让、段珪等人诱杀于嘉德殿。袁绍等人闻讯后，率兵冲入宫中，对宦官进行了无差别的屠杀，张让、段珪等劫持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出逃，最终在走投无路下投河自尽。至此，肆虐东汉朝廷数十年的十常侍集团彻底覆灭。

然而，十常侍的覆灭并未带来中兴，反而开启了更大的乱局。何进已死，中央权力出现真空，并州牧董卓趁机率军进入洛阳，废立皇帝，独揽大权，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百年的三国时代。十常侍专权乱政的历史，是一部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与毁灭的教科书。它深刻揭示了内廷近侍权力膨胀对国家的危害，以及政治腐败、社会不公最终会引发系统性崩溃的历史规律。这段黑暗岁月，永远警示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