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入《后汉书》留名

孔融入《后汉书》留名

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卷中，孔融以其独特的身份、才华与悲剧命运，在《后汉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孔子第二十世孙，他不仅是东汉末年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更是建安七子之一，其生平事迹被南朝宋史学家范晔精心编撰的《后汉书·郑孔荀列传》所收录，成为后世研究汉末政治、文化与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孔融的形象，经由正史的定格，超越了其文学成就，更多地与那个时代士人的风骨、政治的诡谲以及的困境紧密相连。

孔融的声名，早在其幼年时便已彰显，这便是广为流传的“孔融让梨”故事。此事虽未直接见于《后汉书》，但其体现的谦让美德与他的家族背景相辅相成，为其塑造了一个早慧且恪守礼法的公众形象。然而，《后汉书》更为着重记载的，是他步入仕途后的政治生涯与耿介言行。

孔融的政治道路始于其不畏权贵的本色。东汉末年，宦官侯览权倾朝野，时人莫敢忤逆。而孔融却敢于弹劾其贪赃枉法之罪，此举虽未能动摇侯览的根本，却让孔融“忠直”之名震动朝野。此后，他因触怒权臣董卓，被派往黄巾军活动猖獗的北海国（今山东寿光一带）为相。在北海任上，孔融展现了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局限。他“设庠序，显儒术”

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汉献帝迎至许昌，朝廷大权逐渐落入曹氏手中。孔融此时被征召入朝，担任将作大匠、少府等职。初期，他与曹操有过一段合作的蜜月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孔融作为传统士族和汉室忠臣的代表，与曹操日益显露的篡汉野心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抗争，并非通过军事政变，而是以其最擅长的武器——清议与嘲讽。

孔融以其犀利的言辞和放浪的行径，对曹操的诸多政策进行非议与讽刺。例如，曹操为节约粮食颁布禁酒令，孔融便写《难曹公表制禁酒书》，引经据典，极力陈述饮酒之益，嘲讽禁酒之无谓。更为尖锐的是，他对曹操政治与军事行动的批评，如曹操攻破邺城后，其子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孔融便写信给曹操，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以隐晦而辛辣的方式讽刺曹氏父子的行为。这些言行，虽逞一时口舌之快，却也为他埋下了杀身之祸。

曹操对孔融的容忍度逐渐降至冰点。最终，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指使手下诬告孔融多项大逆不道之罪，主要包括：

一、 在言论上“招合徒众，欲规不轨”，意指其聚众图谋反对曹操。

二、 在与时任东海太守的祢衡的狂放对话中，发表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的言论，被指控为不孝。这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是极其严重的罪名。

于是，孔融被下狱处死，其妻子儿女亦未能幸免。一代名士，最终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落幕。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孔融生平的关键节点，特整理其大事年表如下：

孔融之死的背后，是汉末清议传统与曹魏强权政治的剧烈冲突。自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阶层通过清议——即对时政和人物的品评——来维系道德权威，制约皇权与宦官、外戚势力。孔融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和实践者。他试图以道德和文化的优越感来对抗曹操的军事和政治强权，然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种抗争显得苍白无力。曹操诛杀孔融，不仅仅是为了除掉一个政敌，更是为了震慑整个士大夫阶层，宣告了以言论和道德评判干预政治的时代的终结，为日后其子曹丕顺利推行九品中正制并最终代汉自立扫清了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此外，孔融在文学上的成就亦不容忽视。作为建安七子的冠首，他的文章以气盛辞畅见长，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赞他“及其善者，扬、班之俦也”，将其与扬雄、班固相提并论。其《荐祢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等都是传世名篇，展现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时代风格。然而，其文学作品的光芒，在很大程度上被其戏剧性的政治生涯与悲剧结局所掩盖。

综上所述，孔融凭借其孔子后裔的身份、早年的美誉、文学上的造诣，特别是其作为汉末士人风骨象征的政治抗争与悲剧结局，得以在《后汉书》中占据重要一席。他的一生，是东汉王朝土崩瓦解过程中，理想主义文士试图坚守道统却最终被现实政治无情碾碎的缩影。范晔通过为孔融立传，不仅记录了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更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政治与道德、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使“孔融”这个名字，超越了其本身，成为一个永恒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