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晁错削藩谋国

汉景帝晁错削藩谋国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在建立政权后，为巩固刘氏天下，大封同姓诸侯王，形成了郡县与封国并行的政治格局。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对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至汉文帝时期，贾谊便已洞察到这一隐患，并在《治安策》中痛陈诸侯王“大抵强者先反”的危险，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策略。但文帝性情宽厚，并未采取激进措施。这一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了其子汉景帝及其重要谋臣晁错的肩上。

晁错，颍川人，曾习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以文学才华出任太常掌故，后师从故秦博士伏生学习《尚书》，是兼通儒法的政治家。他敏锐、果敢，以深彻的洞察力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著称。景帝为太子时，晁错任太子家令，因其辩才被誉为“智囊”，深受信任。景帝即位后，晁错被擢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得以将他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

晁错深刻认识到，诸侯王势力的扩张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他多次向景帝上疏，陈述削藩的紧迫性。在著名的《削藩策》中，他明确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这句话的核心逻辑在于，诸侯王反叛是必然趋势，与其等他们准备充分、酿成更大祸患时再应对，不如主动出击，在其势力未达顶峰时予以削弱，这样造成的动荡反而更小。这一论断，奠定了景帝时期强硬削藩政策的理论基础。

在晁错的极力推动下，汉景帝开始着手削藩。他利用诸侯王的过失，依次削减其封地。以下是景帝初年主要的削藩事件一览：

这些削藩措施，尤其是对实力强大的吴国和楚国的打压，极大地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其中，吴王刘濞的反应最为激烈。刘濞是刘邦之侄，封地广袤，辖有三郡五十三城。他利用豫章郡的铜山铸钱，并煮海水为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使得吴国可以不向百姓征税而国用充足，其经济与军事力量早已尾大不掉。削藩诏书传到吴国，成为了七国之乱爆发的直接。

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起兵反叛。叛军声势浩大，尤其是吴楚联军，号称五十万之众，向西挺进，意图直取长安。这是西汉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内部危机。

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朝廷内部一片恐慌。与晁错素有嫌隙的袁盎，在窦婴的引荐下向景帝进言，声称只要诛杀晁错，恢复诸侯王封地，叛乱自会平息。景帝在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下，为求快速平息事端，采纳了此议。他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弹劾晁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无臣子礼，大逆无道”，将其腰斩于长安东市，并夷灭其三族。晁错身着朝服被骗至刑场，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然而，诛杀晁错并未能阻止叛军的步伐。刘濞在得知晁错已死后，非但没有罢兵，反而自称“东帝”，暴露了他意在夺取皇位的真实野心。至此，景帝才幡然醒悟，认识到叛乱的根本原因在于诸侯王对权力的，而非晁错一人。他决心以军事手段彻底解决问题，于是启用了名将周亚夫。

周亚夫被任命为太尉，率军平叛。他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避开吴楚联军锐气，固守昌邑，同时派奇兵断其粮道。叛军粮草断绝，士卒饥疲，不战自溃。周亚夫趁机发动总攻，大破叛军。吴王刘濞败走东越，被东越人所杀，其余诸王或自杀或伏诛。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便被平定。

七国之乱的平定，是西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争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景帝利用平叛后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削藩政策的深化：

首先，他继续削减诸侯王的领地，并收回其官吏权，令诸侯王不得再干预国政。

其次，他采纳晁错此前已提出的建议，对诸侯国进行“分而治之”。例如，将庞大的齐国一分为六，将淮南国一分为三，极大地削弱了单个诸侯国的实力。

最重要的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下令改革诸侯国官制，大幅缩减其官僚体系规模，并将诸侯国所有六百石以上官员的权收归中央。此举从根本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政治权力，使其沦为仅享受租税而不再拥有治民权的贵族，所谓“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晁错的个人命运是一场悲剧，他以生命为代价推行其政治主张。但他的削藩思想和战略预见，却在身后得以实现。他的激进策略如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休克疗法”，虽然引发了剧烈的短期阵痛（七国之乱），但为汉王朝剔除了威胁中央集权的最大毒瘤。景帝在晁错死后，实际上继承并修正了他的政策，以更为稳健和彻底的方式，完成了削弱诸侯势力的历史任务，为他的儿子汉武帝刘彻最终通过“推恩令”等手段彻底解决藩国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景帝与晁错的削藩谋国，是一次充满血与火的政治博弈，其过程惊心动魄，其结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极大地巩固了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