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庶之别可以说是自古有之，在殷以前无嫡庶，但殷以后嫡庶观念就逐渐兴起了，到周出现了具有嫡庶之别代表性的分封制。
随着时间的发展，嫡庶观念于东汉的迹象愈发明显 ,只是到魏晋时开始出现了一些转变 ,再到南朝时已经不顾庶孽。历史的浪潮永远是波动的，从永嘉之乱到北朝时 ,再次出现反转，嫡庶观念尤其鲜明，嫡庶之别如天与地，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等方面嫡庶之别深刻鲜明。然而，到了唐朝时，这种嫡庶之别又开始逐渐缓和。
一、统治者的影响
1、时局影响
中国古代标榜的是君权神授，皇帝即为天子，可以说，天子就是百姓心中的神。并且，分封制之后，于汉开始，中央集权越发明显，世家豪强逐渐没落，中央集权在唐朝到达一个小高峰。这样一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君主也会为了自己的权力逐渐收拢中央的权力。
唐初，隋朝刚灭，政权割据，有薛举的西秦、李轨的西凉、萧铣的南梁、王世充的郑国、窦建德的夏国、梁师都的北凉。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刘武周、李子通等人建立的政权。当时的局面是狼烟四起、内不安外有患，流民无处可去。
此时，想平定局面，新的政权就需要能打仗的人才，且新政权下百废待兴，国家还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再来是因为隋朝刚亡，战乱四起，民心四散，这种时候对百姓、人心的安抚也极其重要，得民心得天下。
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压力之下，嫡长子和庶生子都能被统治者收到旗下。并且，当时统治阶层属于关陇军事的贵族集团 ,这个贵族集团并没有沿袭北朝一些弊端。
统治者当时对于人才的选择是：“人以才进,不论嫡庶次。”意思就是统治者缺人，无论是大嫡长子还是庶生子，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被统治者重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对于时局的妥协。
据《中国人口史》，可知隋朝大业五年时人口数大约是5032万。但是到了隋末唐初，全中国剩下的人数不足隋朝大业五年时的1/3——不过200余万户，即1500余万人，《通卷·卷七》有记载：“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
可知人口在这种大趋势下迅速锐减，此时需要的人才就不能只从越来越少的嫡长子中去选择，庶生子和寒门的任用是统治者对于大趋势的一种妥协。如褚遂良所说：“主祭祀之裔，必贵于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于正庶。”从选拔人才这里，其实也就能看出在唐代嫡庶之别已经被弱化了
2、统治者本身的集体潜意识
其次，是唐初统治者自身的问题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实，对于中国古代来说，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农耕社会，小农经济为主，自给自足，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并不是很高，这也就使得财产分配和继承是需要遵从一定的原则。就如，原始社会的私有制出现时对于财产的分配。
而随着生产力和文化的进步，这种对于财产的分配也逐渐有了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礼法以及血脉正统性的作用和象征，这种分配制度就逐渐演化成了嫡长子继承制。也正因为自古以来嫡长子继承制的重要性，于是上自皇室 ,下到官宦之家 ,都是格外重视这个制度的。
魏征就说：“殷家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家者之所深慎。”但是，统治者并不是纯粹的中原人，他身上有胡人的血统，所以对于嫡长子、血统的观念并不是如正统中原人这般看重。
心理学术语上有个词叫“集体潜意识”，即历史演化过程中人类祖先积累的经验，这种经验会代代相传成为一种先天遗传倾向。
胡人居住地不比中原，他们的居住地环境更加恶劣，因此，适者生存，而这些“适者”中多数是强者更加适应环境，因而在他们有一种“慕强”的潜意识；相反，嫡庶之别这种原则对胡人来说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统治者拥有的胡人血统，这也使他拥有这种集体潜意识。
如唐太宗杀兄代之。再如唐睿宗选了庶生子李隆基作为继承人。这些也是他们身上集体潜意识的体现。并且，统治者也把这种集体潜意识直接转化投射到了自己后代身上——转化、投射都是精神分析流派中将自己无意识冲动导出来的方式。
据《旧唐书·褚遂良传》：“既以长子守器东宫，弟及庶子数将五十。”同传有褚遂良指责唐太宗：“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 而复宠爱魏王， 礼数或有踰于承乾者， 良由嫡庶不分”
可知李世民有嫡长子李承乾，但是李世民尤其喜爱自己的第四子魏王李泰，李泰颇受太宗恩宠 ,唐太宗给他的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承乾。
此种宠爱其实就是他们集体潜意识投射到现实的表现，即他们对嫡庶之别不如传统中原人的看重、他们的一种“慕强”心理。但也正是这种集体潜意识没有收敛地投射与转化，使得统治者对李泰的宠爱无以复加，导致了太子谋反死亡和李泰的被贬。
褚遂良对此就说：“陛下比者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爱之嫡,嫡庶不分。所以至今日 。”但是无论如何，这也给了唐代后人一些启发，即取嫡长子而代之。也正是因为统治者自身的问题，使得嫡庶之别的观念越发弱化。总而言之，在唐代，不管是人才选拔方面还是统治者自身的观念上，嫡庶之别已经在逐渐淡化。
二、制度的影响
1、科举制度
其实，从隋朝开始，嫡庶之别的观念就开始弱化。到了唐代，嫡庶之别更加不如北朝这样明显。而其中最大一个原因，就是科举制度。
首先，科举制度的沿袭和发展，使得庶生子和寒门能踏入朝廷，这些人一旦入朝为官，便会为自己寒门、庶生子这个群体的利益奋斗，并且这也使得皇帝手中权力得到收拢，为打击士族、豪强积蓄了力量——而一般来说，嫡长子继承制的一些支持者就是这些士族和豪强。
如武周名臣李昭德，他就是个庶生子，以举明经入仕，后成为武则天朝大臣。有文载： “昭德，即乾佑之孽子也。强干有父风。少举明经，累迁至凤阁侍郎。”
并且武则天时期还有了武举，这就更加为寒门和庶生子开辟了一条能得到权力的路。正是这种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放宽，身份已经不再是选拔人才的关键，本身的能力才是选拔人才的关键。
这种改变使得军权得以更加集中。同时这种改变也使得庶生子、寒门的社会地位得以提高，嫡长子和庶生子之间的区别也得以减少。
2、财产制度的变化
并且由于这种政治制度的变化，使得唐代财产继承制度发生了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相辅相成，这种财产制度的变化又弱化了嫡庶之别的观念。
这种财产制度的变化并不是一夜之间形成，这和当时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有莫大关系——其实无论哪一种制度发生改变，这都是生产力、文化、社会等因素一起造就的，财产继承制度也不例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种大趋势，就是嫡庶之别的不断弱化。
唐宋时期，财产分配继承上已经开始实行“平均制”，根据唐律明文即：“诸应分田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亡者，子承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聘财。”
这便是平均制，从“平均制”的出现，可以再一次看出唐代的嫡庶之别已经弱化了不少，嫡庶之别的弱化已经从政治转移到民生，也就是说观念的受众开始由官员转向黎民百姓。
且据《唐明律卷》：“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同居应分，不均平者，计所侵，坐赃论减三等。”由此已经可知，唐代在财产继承分割的律文中并未刻意孤立庶子，律文所规定的是：“有罪等罚，家财均分”。
即庶生子的财产继承权得到了改善，此时庶生子经济基础和选拔人才制度都已经得到了改善，可以得知，庶生子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等已经得到上升，嫡庶之别观念越发弱化。而且，在唐代律文中，“嫡庶”一词出现次数已经大不如从前，大多数是以“兄弟”一词代替，可从上文的唐律明文知晓。
综上所述，隋朝开始，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嫡庶之别观念开始被削弱，唐朝时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延续，唐朝选拔人才时对才华地看重，唐朝统治者本身对这种观念并不是如此地看重，中央集权地加强，唐初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唐朝财产分配继承制度的改善，以及其他种种唐朝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庶生子和寒门在唐朝时地位得以上升，也使得在唐朝形成一种了大趋势，即嫡庶之别越发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