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您怎么看待这种热潮？
答：以考古学为主导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其兴起可以上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大家会注意到这与“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号角初步吹响的社会变革是大体同步的。思想解放，为这一研究热潮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从后来的讨论也可以看出这一研究热潮深得“双百”方针之精髓。
另一方面，随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经济的腾飞，人们会有相应的追溯历史文化本源的心理诉求。近年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文物考古热”、“寻根祭祖热”等，应当都是以此为背景的。学术界形成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热潮，也不能认为与这一背景毫无关系。
文明起源问题是世界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前沿课题。因其研究对象是成文历史形成前的远古和上古文化，所以考古学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从考古学学科发展史看，自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基本建构起各区域的时空框架和文化谱系后，学界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社会考古领域。这是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学术界形成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的重要学术前提。而这一研究热潮的展开，无疑又大大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这类研究在初起阶段还处于零散和自发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于1989年至1991年，适时地组织了“文明起源课题组”，通过召开座谈会、组织学术考察、发表笔谈等形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为后来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理论、方法、认识方面的雄厚基础，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新阶段”。随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持续进行，学术界逐渐摒弃了“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要素罗列的思路，意识到必须针对古代中国的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中探索出中国文明发生、发展的共性与特性，希冀最终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从最初只关注文明发生于何时、何地，到注意探究其发生的过程以及内在动因等深层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不断加深。其中，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严文明等提出的“区系类型”和“多元一体”理论，都大大促进了学术界对整个中国早期文明起源问题的全方位的把握。
我自1980年入学学习考古学，从考古界的新兵成为老兵，可以说几乎经历了这一探索热潮的全过程，自身的研究也随之不断深化，收获与感触良多。最初是懵懵懂懂地跟着走，感受学界的氛围，后来因博士论文的选题“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与华夏文明的形成紧密相关，开始与学界共同思考、探索，现在看来当时对不少问题的认识是比较肤浅的。毕业后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勘察与发掘工作，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又被推到了这一课题研究的前沿。围绕中原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研究，我们将探索二里头遗址尤其是其中心区的结构布局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同时把视野放大到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在遗址周边60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区域系统调查。这种“点面结合”，即中心性都邑遗址的勘察发掘与周围聚落群调查和研究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使我们得以在数年内有限的田野工作中获取了较多的有关聚落形态、社会结构与人地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深化了对华夏文明腹心地区社会复杂化的认识。同时，我个人也与考古界同仁一道，进行积极的思考与实践，希望在新的形势下，摸索出一套适合于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研究方法。对多学科协作深化该课题研究的前景，我们是持乐观态度的。
问：20世纪中华民族重新复兴的过程，考古学是一根极其重要的精神支柱，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您觉得考古学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意义有哪些？
答：诚如您所言，中国现代考古学在诞生伊始，本来就是因应大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需求而出现的。它要解答的，都是国人乃至国际学界想要了解的一些大的本源问题，譬如中国人是怎么来的，作为全球文明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什么，等等。近百年来，考古学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解决这些大问题，必须从田野实践的精微处做起。整个学界花费了几代人的精力，建构起了对中国史前文化至早期文明的柜架性认识。由于专业的特点，譬如田野操作的复杂性，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追求作为现代学问的科学性等等原因，考古学必须建立起一套自身的话语系统，来解读这部无字天书。随着大量材料的爆炸式涌现，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学科分支的逐步细化，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考古学给人以渐渐与世隔绝的感觉。甚至与这个学科关系最为密切的文献史学家也常抱怨读不懂考古报告。经过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不断累积，学科的不断成熟，考古学已开始尝试解答一些大众关心的本源问题，考古学的成果已开始贡献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法则。考古学家也开始抱有更多的自信，社会责任感在增强，开始有走出象牙塔、把自己的成果回馈于社会的“自觉”。
说句实在话，作为学者，我们把自己的工作价值首先定位在“求真”，希望能通过自身的努力，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每个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有怀旧的情结和需求。知道自己是如何从孩提时代走过来的，才算一个没有“失忆”的正常人，才能立足于今天，进而走好前面的路。历史与考古学者聊以自慰的工作意义就在于此，它常被高度概括为鉴往知今。历史学家吴晗认为，把历史变成人人都能享受并从中得到鼓舞的东西，史家才算尽了责任。这种提法似乎偏于“致用”的考虑，但勿庸讳言，任何对历史的发掘和阐述都包含了当代社会的需求。考古学所揭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当然也会在现代文明转型、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中，产生积极的鼓舞作用。我们民族的“根”、“魂”，许多有形和无形的遗产都可以从考古学揭示出的遗存中找到。教科书上每增加、改动一句话，背后都有我们洒在田野上的心血和汗水，看似与现代没有关系的一门偏僻的学科，却一直在为社会提供着精神食粮，丰富着人类智慧的宝库。
问：一般人印象中，考古是一项辛苦而寂寞的工作，您怎么看待您的事业？
答：我们这代人，所谓60后，成长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的是理想主义教育，还是怀有理想主义的信念的。那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向上的势头，比较有活力。记得那时在校园中最愿哼唱的歌曲是《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没有所谓的世纪末情绪。作为文化青年，也把自己的未来和国家民族的未来放在一起考虑，而较少现实和功利的色彩。我所学的考古学，最初并不是第一志愿。在转不了专业的情况下，又怀着干出点事来报效祖国的劲头，还是很投入很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了下来。
辛苦和寂寞，当然感受了许多。我们戏称自己为“两栖”类动物，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抛家舍业、身心俱疲之苦，每个人都深有体会。我带学生实习的时候有学生评价我们的工作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境看待这种“放牧”，悲观的还是乐观的。如果是后者，你会有放牧后对青春的收获。
我们同行间常聊以自慰的一句话是：考古这个活，肯定不是谁都愿意干的，但也肯定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得好的。一个称职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尤其是领队，应当是全才，吃喝拉撒都要管，摸爬滚打都得会。如果你是个只能写文章的文弱书生，你干不了这行。为了事业和学术，我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了“非学术”的杂务上。你要与各级官员打交道，与企业、农民和雇工谈判甚至“扯皮”。既要有学者的周到与文雅，又要有瞪眼睛拍桌子的“匪气”，最好还要能喝酒。总之是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保质保量地完成田野工作任务。这还没完，你还要在田野工作之外挤时间来从事室内的综合研究，才有资格和其他学者坐而论道，跻身于学林。其中的甘苦，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味到。
有人说，考古学是门残酷的学问，考古人要么沦为发掘匠，要么成为思想家。优秀的田野考古工作者，就是这么一群灰头土脑的、不肯成为“发掘匠”的思想者。钻进去了，你就会感觉这门学科有许多乐趣。文理兼备、脑体共用的学科特点，以及其中的发现之乐、思辨之乐，都不是“圈外人”所能分享的。像我这样最后成了铁杆的考古人，都会感觉这是一门可以让你实现人生价值、值得为之献身的学问。一直有朋友和学生说我谈起自己所挚爱的考古事业，尤其是二里头遗址富于激情甚至“煽动力”，大概就是这种投入吧！
（采访、整理：唐磊、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