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86年至2000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主要成果
1986年至2000年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开展时期。这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广大学者积极参与，学术思想十分活跃，涉及的研究领域与时空范围空前广泛，突出地展示了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先秦史的研究。
标志这一阶段开始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苏秉琦全面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并提出新的观点。在1986年7月至1987年10月的15个月内，苏秉琦以其77岁的高龄，多次接受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沈阳晚报》、《 望》、《人民中国》等媒体记者的采访，先后前往甘肃兰州、内蒙古包头、辽宁沈阳与兴城、浙江杭州、四川成都、山东长岛、山西忻州、辽西牛河梁等地演讲、考察，产生了20多篇论述，提出了：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的观点。还提出了：“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复原中华民族历史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的奋斗目标。苏秉琦提出这些新观点以及后来进一步阐述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论，另一方面却促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全面展开，并持续20年依就方兴未艾。
1986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项重大的学术举措，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当时担任所长的徐苹芳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至1991年期间，“文明起源课题组”连同上海、江苏、浙江、辽宁等省区的研究机构，举行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对“文明”的概念、“文明”的标志、如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展开了系统的探索。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由此在学术界全面推进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主持推进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使这时期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形成了一批重要的认识。而这种研究形式在1992年的突然中断，使1989年至1991年成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历程中的一个既重要而又特殊的时期。由此，也使得1986年至2000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明确的划分为1986年至1989年、1989年至1991年、1992年至2000年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一）1986年至1989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在1986年的蓬勃展开，与1983年夏鼐在日本讲演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于1985年8月在国内公开发表有着密切的联系。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发表后，一批在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相继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如1985年11月上旬由河南省考古学会等单位在河南渑池召开的“仰韶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倡议今后开一次讨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座谈会；田昌五分别在1985年11月上旬和1986年发表他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看法[i]；佟柱臣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规律和中国文明起源问题[ii]；李学勤进一步倡导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iii]。而最重要的是苏秉琦开始全面投入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苏秉琦在1986年提出“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要复原中华五千年文明古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并群起响应。加上中央及地方一些新闻媒体介入宣传，一时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不仅成为学术界关心的学术课题，也成为广大民众关心的涉及民族自豪感的重大课题。以致于在短短的一年内，从学术界到全社会，形成了一股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关心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热潮。
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分析，这时期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形式的特点，主要是从局部推向全面，从辽西地区推向全国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问题。而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是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初步研究、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研究获重大突破、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问题开始引起重视，开始对文明起源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展开讨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及其特点。此外，还展开了对传说时代史实的研究，开始重视探索新的研究方法。
1．苏秉琦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初步研究
苏秉琦早在
苏秉琦在1986年以前的这一系列研究其及取得的重大成果，为他正式提出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在1986年至1987年，苏秉琦一介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就展现了大手笔的研究风范，提出了一系列震动学术界、影响全社会的学术观点。
苏秉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点，是围绕中原地区陶寺文化的形成，重新认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存，分析中原与北方地区原始文化发展交往的过程而展开的。
他首先阐发他对文明史的概念的认识，即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历史，以及如何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新的认识基础，提出：“把黄河中游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辽西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将它们作为“是北方与中原两大文化区在大凌河上游互相撞击，聚变的产物”，由此提出了红山文化晚期“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viii]。他继而又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提出中华文明火花爆发的形式有三种，即裂变、撞击、融合[ix]。最后围绕陶寺文化的形成，分析中原及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变化等运动过程，探索了中国国家的形成这一重大课题[x]。
他认为距今七八千年间分布在中原渭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和燕山之北大凌河流域的原始文化，发展至距今六七千年间分别产生了以玫瑰花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和以龙或龙鳞为标志的红山文化，意味着文化的曙光在东亚大陆出现。这两支文化的发展，在河北省与山西省北部桑干河上游交汇，至距今五千年前，这两支文化真正结合到一起，在辽宁省西部、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建平、喀左一带迸发出文明“火花”，产生红山文化后期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等遗存。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在北方地区（河套、桑干河上游地带）出现了青铜器的传布和文字的发明，篮纹陶器、三空足陶器、朱绘陶器的起源等，表明中华古文明出现转折的迹象。距今四五千年间分布在晋南的陶寺文化，其社会发展阶段比红山文化高，已具备从燕山以北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在晋南形成。而后，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秦统一形成了现在的中国。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晋南保留了距今七千年前到距今二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见《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苏秉琦的这些认识，实际上是他自1979年以来开展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问题研究，探索中国国家形成与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认识突破了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传统看法。更重要的是：苏秉琦的这些探索和认识，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他运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动态地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演变，将整个中国新石器文化以至先秦文化都纳入他的探索研究之中的方式，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苏秉琦在1986年、1987年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继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之后，在认识论上、研究方法上以及研究结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形成的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
[i] 田昌五：《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与中国文明起源若干理论问题》，《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ii] 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86年第2期。
[iii] 李学勤：《考古学与古代文明》，《北方文物》1986年第3、4期。
[iv]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v]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vi] 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vii]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文物》1986年第8期。
[viii] 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ix]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
[x]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