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视野下，不同地区的文化表现和成就，不应该仅仅被当成对这几大古文明发展的回应和影响，而应该作为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化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事实上，从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岛，每个地区的新石器传统都支持了人口增长、礼仪和艺术传统的发展。
古人常用“不辨菽麦”来形容一个人的智慧未开，但这多少也给考古学家提供了一条路径，以进入“天地剖判”、“混沌初开”的早期文明。
说起文明的起源，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等学者一般认为早期文明源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河流谷地，因而农业精细化以及灌溉工程的出现，是文明起源或者城市化产生的重要因素。不过这一假说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最近，伦敦大学教授傅稻镰通过对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四个文明起源地的农业发展进行比较研究，证明这种假说也许只适合两河流域。
农作物组合有一致性
农业精细化是指在单位面积内投入额外劳动力的一种农业发展策略，但从考古学上进行考察，农业用地的扩大才是增加农业产量的普遍手段。比如，在中国的黄河流域，农田由伐木造田而来，只能靠休耕、烧荒作肥和施肥来维持土地的肥力。而所谓的灌溉工程及系统，在两河流域之外的许多早期文明中并未被大规模地发现。
傅稻镰比较了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四个文明起源地的农业多样化程度，其农作物的组合显示出一定的一致性。比如，印度河流域的主要作物有小麦、大麦、小米、豆类、椰枣、葡萄、芝麻、亚麻、棉花等；而在中国的北方逐步发展了粟和黍之外的大豆、大麻、水稻以及稍晚的小麦经济，包括种植范围广阔的桑、枣、桃、杏。尼罗河流域同样也有小麦、大麦、裸麦、高粱、小米、椰枣、葡萄、无花果、棕榈、橄榄、石榴之类的组合。
两河流域因为同尼罗河流域在地理上的接近性，农作物自然也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小麦、大麦、葡萄、橄榄、亚麻、小米、豆类、椰枣、葡萄、无花果、棕榈、橄榄、石榴，这些简单的类比显示出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小麦、大麦、小米等 主要粮食作物的全球化普及，二是对生长期较长的木本水果和藤蔓类植物资源的主动利用。比如，两河流域的葡萄和橄榄，印度河流域的葡萄和椰枣，黄河流域的桃、枣和桑树，等等。
考古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研究相对于特定文化的特有因素，跨文化因素能在何种程度上改变文明的走向。小麦是史前全球化的标志性作物，在欧亚大陆早期文明或国家产生过程中，它的作用不容忽略。中外学者已基本达成共识：小麦起源于西亚，后传入欧洲和东亚，并取代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作物，只是具体传播时间和途径还存在争议。近些年，中国北方地区发现了一批早期小麦遗存，表明距今4500年左右即龙山时代，小麦已传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小麦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体上先由西向东、后由北朝南展开。小麦传入中国，但没有传入相应的食用方法，于是，小麦在中国经历了从粒食到粉食的本土化过程，形成了与西亚烘烤面包完全不同的更适合煮蒸的面条、馒头传统。
考古学家冯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商代麦作考》，研究了殷墟的大量“告麦”卜辞，表明商代麦作农业已初具规模。当时，殷历的正月名曰“食麦”，这是“以麦熟为岁首”的体现，表明麦是商周上层社会尊贵的粮食作物。这种习俗在后来仍然有迹可寻。文人也经常用“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来感慨兴亡之变，可见麦子在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比如《旧唐书·吐蕃传》：“不知节候，以麦熟为岁首。”这里的麦指大麦，也就是青稞，是藏族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当时他们依然保持着以麦熟为岁首的习俗。
农业多样化各有不同
如果说小麦的种植显示的是早期文明中的“跨文化”共同性，那么农业多样化的拓展则显示了不同文明的不同选择。对果树类经济的发展是另外一种不同的利用和投入。因为不同于一年生的禾本科谷物，大部分果树类需要经过多年甚至十多年的投入才能获得收成。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直接决定着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在尼罗河流域自然是亚麻，在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是羊毛制品和棉花，而在中国是大麻和丝织品。
在《诗经》所载的各种植物中，桑出现的次数最多。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大面积的桑林、桑田，也有广泛种植在住宅旁和园圃中的桑，当时的蚕桑生产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对于蚕桑的管理也与中国丝织业的发达息息相关。《诗经·七月》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也说明蚕已在室内饲养。“蚕月条桑，取彼斧 ，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讲的则是采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正可以说明种桑范围之广。
农业多样化对于文明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至少说明当时对土地的利用已经从单纯为了生业而扩展到了手工业生产，这也是后来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前奏。也就是说，所谓的农业精细化其实在几大文明中反而是一个特例。傅稻镰认为，中国、埃及、印度河流域等地区农业多元化发展的特征更为接近。言外之意，过去根据两河地区研究所获得的关于文明起源的相关结论和理论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的文明，不同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都有各自发展农业以应对不同社会需求的途径。
众所周知，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世界上许多其他文明拥有的特征也在古代中国发展了起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化、宫殿建筑、神庙、冶金术、书写体系和制度化的社会阶层。然而，一些特点在各个文明之间只是表面上相似，当对每一个属性进行深入研究时，就会发现这些文明之间的显著不同。比如，在古代中国，青铜冶金术是通过礼器与兵器的形式同政治产生联系的，而与农业生产无关，我们的农业生产一直在使用相同的石质工具。也就是说，冶金术并没有用在提高农业的产量上，这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为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文明产生伴随着灌溉系统的建立、金属工具在农业上的使用。他们最初使用文字是为了促进经济交换，而中国的甲骨文更多是用来占卜。
其实，在考古学领域被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一直强调城市、文字、国家、大型纪念性建筑、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冶金术、商品贸易、手工业专业化等标志性特征，很多地区由于缺乏这些特征而被认为是“去文明的”或“非文明的”。伦敦大学教授罗兰认为，这种标准实际上忽视了全球大多区域的文化传统和特征。在全球视野下，不同地区的文化表现和成就，不应该仅仅被当成对这几大古文明发展的回应和影响，而应该作为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化方式来认识和研究。事实上，从非洲撒哈拉到太平洋群岛，每个地区的新石器传统都支持了人口增长、礼仪和艺术传统的发展。或许加拿大考古学家崔格尔在他的《理解早期文明》一书中所强调的依然有现实意义。他说：在阐释早期文明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时，必须考虑更广泛范围内的诸多因素，而不是套用什么流行理论。(原文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