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并不是简单地将珍贵文物挖掘出来呈现给世人，而是一门探究历史真相的严肃科学。考古有一套严谨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来指导田野挖掘、文物保护修复和后期研究，每一件出土文物的背后，都有考古人付出的智慧、汗水和辛劳。”长期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说。
顾万发大学毕业后就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参加工作后不久，他就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先生、刘绪先生的带领下，到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参与发掘工作。
“能够参与国家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到工地上一刻也不敢怠慢。”顾万发说。
“在新密新砦遗址发掘期间，夏天我们就住在村民做纸箱子的仓库里，在三伏天里，因太热就睡到外面；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就住在房东家的厨房里。为了早日研究透彻新砦期内涵，除了发掘还要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白天将复印的河南省及周边六个省份龙山至二里岗时期的资料带到工地，在发掘之余与其他队员相互交流学习；为省电，当时的农村电灯瓦数都很小，晚上根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我们就点燃蜡烛做研究，时间长了，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不清了。”顾万发说。
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休息时间极少，个人形象就更顾不上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至今让顾万发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头发已经太长，到了非剪不可的地步。我和队友赵春青两人就到新密市理发店理发，理发店工作人员看到我们俩头发比较长，并穿着简单且不太干净的工作服，就拒绝我们进店。”顾万发笑着说。
当时整个新砦遗址发掘工地团结一致，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在这样的团队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顾万发抓住了每一个向前辈学习的机会。李伯谦先生作为当时的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经常在工地指导。
新砦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尤其在早期夏文化研究方面的地位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赵春青博士为了尽快出成果，冬天带领大家在当时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临时简易仓库中整理，满手都是冻疮。后来又带领大家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地下室里整理了两个多月，最终使报告顺利写成。
那时国家所拨发掘经费较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砦遗址东北部剖面上的重要遗迹现象，但由于经费受限，请不了那么多民工，就由顾万发带头干，在他带动下，大家一起工作得很卖力、高效率。考古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由于所处关系亲密，当地村民的土地也无偿让考古队发掘。
1980年出生的王勇，目前是河南省灵宝市铸鼎原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曾多次参与灵宝西坡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对一名基层考古工作者而言，考古发掘既是增长知识与技能的课堂，也是一段充满艰辛和探索的求知历程。灵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上地下遗址遗迹分布广泛，内涵丰富，这为考古发掘工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支撑。”王勇说。2011年，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发掘，西坡遗址考古可谓硕果累累：1600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1座房址和大量灰坑，再一次让西坡遗址绽放异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任务重、时间短、工期紧，所有参与工程的中国考古人都常年奔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抛家舍业、备尝艰辛，在古与今的对话中挥洒青春和汗水。”顾万发说。
（原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5月30日第05版）
顾万发大学毕业后就到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现为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参加工作后不久，他就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先生、刘绪先生的带领下，到河南新密新砦遗址参与发掘工作。
“能够参与国家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也深感责任重大，到工地上一刻也不敢怠慢。”顾万发说。
“在新密新砦遗址发掘期间，夏天我们就住在村民做纸箱子的仓库里，在三伏天里，因太热就睡到外面；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就住在房东家的厨房里。为了早日研究透彻新砦期内涵，除了发掘还要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白天将复印的河南省及周边六个省份龙山至二里岗时期的资料带到工地，在发掘之余与其他队员相互交流学习；为省电，当时的农村电灯瓦数都很小，晚上根本看不清书本上的字，我们就点燃蜡烛做研究，时间长了，眼睛看东西都模糊不清了。”顾万发说。
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休息时间极少，个人形象就更顾不上了，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至今让顾万发记忆犹新的事情。“有一次头发已经太长，到了非剪不可的地步。我和队友赵春青两人就到新密市理发店理发，理发店工作人员看到我们俩头发比较长，并穿着简单且不太干净的工作服，就拒绝我们进店。”顾万发笑着说。
当时整个新砦遗址发掘工地团结一致，每个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在这样的团队里，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顾万发抓住了每一个向前辈学习的机会。李伯谦先生作为当时的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经常在工地指导。
新砦遗址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尤其在早期夏文化研究方面的地位非常重要，时间紧、任务重，赵春青博士为了尽快出成果，冬天带领大家在当时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临时简易仓库中整理，满手都是冻疮。后来又带领大家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地下室里整理了两个多月，最终使报告顺利写成。
那时国家所拨发掘经费较少，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新砦遗址东北部剖面上的重要遗迹现象，但由于经费受限，请不了那么多民工，就由顾万发带头干，在他带动下，大家一起工作得很卖力、高效率。考古队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由于所处关系亲密，当地村民的土地也无偿让考古队发掘。
1980年出生的王勇，目前是河南省灵宝市铸鼎原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曾多次参与灵宝西坡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活动。“对一名基层考古工作者而言，考古发掘既是增长知识与技能的课堂，也是一段充满艰辛和探索的求知历程。灵宝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地上地下遗址遗迹分布广泛，内涵丰富，这为考古发掘工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支撑。”王勇说。2011年，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发掘，西坡遗址考古可谓硕果累累：1600余平方米的发掘面积，1座房址和大量灰坑，再一次让西坡遗址绽放异彩。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任务重、时间短、工期紧，所有参与工程的中国考古人都常年奔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抛家舍业、备尝艰辛，在古与今的对话中挥洒青春和汗水。”顾万发说。
（原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5月30日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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