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莫过于“纸背文书”透露的重要学术发现获得确认的瞬间。
大家都知道，我国近代以来商周甲骨文、战国至西晋简帛、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推动了甲骨学、简帛学（或称简牍学）、敦煌学和黑城学（或称西夏学）等新学科、新学问的诞生。而在上述考古发现新材料之外还有一批长期未得到重视和发掘的新文献资源——传世典籍中的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也包括公文纸抄本）。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纸背文书学是近年兴起的新学科新学问，其实所谓“纸背文书学”，准确地说应叫“古籍公文纸背文书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搜寻发现古籍公文纸背的原始文献，进行抄录整理和研究的学术行为，故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古籍考古”。公文纸本古籍的纸背文献在形成时间上早于正面文献，是原始文献，而正面文献是次生文献。同时，纸背原始写本文献属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文书，往往只有一份，而正面印、抄本文献则可化身成百上千，往往流传存世的不只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文纸本古籍的特点是正面为善本古籍，背面为原始文献，具有双重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每一种公文纸本古籍虽是同一版本同一纸文献，但背面文献和正面文献却有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价值，公文纸本古籍纸背原始文献的价值总体上高于次生印、抄文献。
说起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纸背文书学的开掘，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是2000年以前我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研究，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原有的局限，开辟新的领域；偶然性则是不经意间接触的两宗文献迅速将我引向纸背文书的整理研究之路。
第一宗文献是本世纪初开始涉足黑水城文献研究时，最初接触的文书便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该文书是一组两宋之际 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及辖下延安府、第七将和保安军的公文，属于今陕北地区重要的宋代军政档案。这组文书最初为宋代军政档案，后来不知何故落入西夏人之手，公文背面被用来印刷西夏文的字典《文海宝韵》，因而形成了一面为写本、一面为印本的两面文献。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接触公文纸本古籍，从此深深印在脑海之中。
第二宗文献与单位同事杨倩描教授提供的《宋人佚简》信息有关。《宋人佚简》是将宋版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即王安石文集）拆线后，按纸背文书原尺寸全彩色影印出版，内容是南宋初期文人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和舒州官衙各部门的公文，特别是舒州的酒务公文最多。全书五大册，总量将近800页，以丰富的内容，逼真的画面，精美的装帧，一面世就受人瞩目。第一次翻阅该书时，我体会到说不清的惊奇、兴奋与震撼，想不到通过纸背文书的形式竟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宋代文献。看到顾廷龙先生在序中称宋代公文纸本古籍有十余种，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又一个宋代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一批黑水城文献吗？从此我便认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开拓的领域。
如果问我开掘纸背文书研究之路最艰难的问题是什么？我会说是最初的起步。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对此深有体会。开始着手此项工作时最大的难题是需要摸清现存公文纸本古籍的资源底数，需要搞清楚公文纸本古籍究竟有哪些，收藏在哪些图书馆。因为这是一项全新的开拓性工作，以往几乎无人做过专门的调查，况且古籍版本学界知道公文纸本概念的人寥寥无几，多数图书馆和古籍书目都没有相关信息的著录，也没有专门的公文纸本古籍的编目。我们研究团队虽然有幸置身于信息时代，但搜集公文纸本古籍信息的工作方式却近乎最原始的手段：采用手工作业的方式，从现成的古籍书目中一页一页地翻阅，一条一条地寻找，以从中发现公文纸本信息的蛛丝马迹。我们还迈开双腿，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青海、甘肃、新疆、陕西、重庆、四川等地的众多图书馆和部分博物馆，走访了相当数量的省市级拥有古籍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在寻访过程中，我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问古籍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些看似奇怪的问题：“有没有公文纸本古籍”“有没有线装书纸背带字的古籍”“有没有背面裱纸带字的拓片”？这些问题往往让对方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不过，有所付出必有所得，奔波、汗水与辛劳也伴随着收获和喜悦。目前，我们编制的公文纸本古籍草目尽管难称完善，但将近200种公文纸本古籍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的分布情况，使我们站到了学术最前沿，为我们此后的抄录、整理文书，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线索和基础。我们团队获得的与纸背文书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博士后基金课题能够占到近90%，盖由此也！
虽然，我们走访各地图书馆多数失望而归，但公文纸本知识的普及效果和版本意识的提高也显而易见，并且其中也不乏新发现的惊喜。例如上海图书馆是除国家图书馆之外收藏公文纸本古籍最多的单位，根据各种书目得知共有20种，而我们通过入馆实查馆藏目录，居然又新发现3种，连该馆工作人员都为之惊奇不已。再如烟台图书馆、厦门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广西师大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都未曾著录过公文纸本信息，而我们通过走访都发现了各种类型的公文纸本古籍实物。近年来，我们更是常常在疲乏之余，品尝发现的快乐。当我们获知王晓欣教授从纸背文书发现元代户籍册、杜立晖发现元代税粮册，当我们确认在上海图书馆纸背文书发现的明代小黄册、后湖赋役黄册原本、宗禄文册等文册原本时，我们都为之兴奋，为之激动，都亲身体会到“苦尽甘来”的内涵。（户华为采访整理）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05月17日04版）
大家都知道，我国近代以来商周甲骨文、战国至西晋简帛、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的发现，推动了甲骨学、简帛学（或称简牍学）、敦煌学和黑城学（或称西夏学）等新学科、新学问的诞生。而在上述考古发现新材料之外还有一批长期未得到重视和发掘的新文献资源——传世典籍中的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也包括公文纸抄本）。
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纸背文书学是近年兴起的新学科新学问，其实所谓“纸背文书学”，准确地说应叫“古籍公文纸背文书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搜寻发现古籍公文纸背的原始文献，进行抄录整理和研究的学术行为，故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古籍考古”。公文纸本古籍的纸背文献在形成时间上早于正面文献，是原始文献，而正面文献是次生文献。同时，纸背原始写本文献属于现实生活中的实用文书，往往只有一份，而正面印、抄本文献则可化身成百上千，往往流传存世的不只一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文纸本古籍的特点是正面为善本古籍，背面为原始文献，具有双重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每一种公文纸本古籍虽是同一版本同一纸文献，但背面文献和正面文献却有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价值，公文纸本古籍纸背原始文献的价值总体上高于次生印、抄文献。
说起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纸背文书学的开掘，其中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必然性是2000年以前我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军事文书研究，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原有的局限，开辟新的领域；偶然性则是不经意间接触的两宗文献迅速将我引向纸背文书的整理研究之路。
第一宗文献是本世纪初开始涉足黑水城文献研究时，最初接触的文书便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该文书是一组两宋之际 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及辖下延安府、第七将和保安军的公文，属于今陕北地区重要的宋代军政档案。这组文书最初为宋代军政档案，后来不知何故落入西夏人之手，公文背面被用来印刷西夏文的字典《文海宝韵》，因而形成了一面为写本、一面为印本的两面文献。这也是我第一次见识、接触公文纸本古籍，从此深深印在脑海之中。
第二宗文献与单位同事杨倩描教授提供的《宋人佚简》信息有关。《宋人佚简》是将宋版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即王安石文集）拆线后，按纸背文书原尺寸全彩色影印出版，内容是南宋初期文人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和舒州官衙各部门的公文，特别是舒州的酒务公文最多。全书五大册，总量将近800页，以丰富的内容，逼真的画面，精美的装帧，一面世就受人瞩目。第一次翻阅该书时，我体会到说不清的惊奇、兴奋与震撼，想不到通过纸背文书的形式竟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宋代文献。看到顾廷龙先生在序中称宋代公文纸本古籍有十余种，我立刻意识到，这不是又一个宋代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又一批黑水城文献吗？从此我便认定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开拓的领域。
如果问我开掘纸背文书研究之路最艰难的问题是什么？我会说是最初的起步。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对此深有体会。开始着手此项工作时最大的难题是需要摸清现存公文纸本古籍的资源底数，需要搞清楚公文纸本古籍究竟有哪些，收藏在哪些图书馆。因为这是一项全新的开拓性工作，以往几乎无人做过专门的调查，况且古籍版本学界知道公文纸本概念的人寥寥无几，多数图书馆和古籍书目都没有相关信息的著录，也没有专门的公文纸本古籍的编目。我们研究团队虽然有幸置身于信息时代，但搜集公文纸本古籍信息的工作方式却近乎最原始的手段：采用手工作业的方式，从现成的古籍书目中一页一页地翻阅，一条一条地寻找，以从中发现公文纸本信息的蛛丝马迹。我们还迈开双腿，先后到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青海、甘肃、新疆、陕西、重庆、四川等地的众多图书馆和部分博物馆，走访了相当数量的省市级拥有古籍的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
在寻访过程中，我们一遍遍不厌其烦地问古籍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些看似奇怪的问题：“有没有公文纸本古籍”“有没有线装书纸背带字的古籍”“有没有背面裱纸带字的拓片”？这些问题往往让对方一头雾水、莫名其妙。不过，有所付出必有所得，奔波、汗水与辛劳也伴随着收获和喜悦。目前，我们编制的公文纸本古籍草目尽管难称完善，但将近200种公文纸本古籍在全国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的分布情况，使我们站到了学术最前沿，为我们此后的抄录、整理文书，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线索和基础。我们团队获得的与纸背文书有关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博士后基金课题能够占到近90%，盖由此也！
虽然，我们走访各地图书馆多数失望而归，但公文纸本知识的普及效果和版本意识的提高也显而易见，并且其中也不乏新发现的惊喜。例如上海图书馆是除国家图书馆之外收藏公文纸本古籍最多的单位，根据各种书目得知共有20种，而我们通过入馆实查馆藏目录，居然又新发现3种，连该馆工作人员都为之惊奇不已。再如烟台图书馆、厦门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广西师大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都未曾著录过公文纸本信息，而我们通过走访都发现了各种类型的公文纸本古籍实物。近年来，我们更是常常在疲乏之余，品尝发现的快乐。当我们获知王晓欣教授从纸背文书发现元代户籍册、杜立晖发现元代税粮册，当我们确认在上海图书馆纸背文书发现的明代小黄册、后湖赋役黄册原本、宗禄文册等文册原本时，我们都为之兴奋，为之激动，都亲身体会到“苦尽甘来”的内涵。（户华为采访整理）
（图文转自《光明日报》2018年05月17日04版）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