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国民党内一些军事战略家已经看到第二次中日战争无法避免，提出中日一旦开战，中国可以在对日作战中实施持久抗战。蒋百里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建议，以“拖”的战略拖垮日本。1935年春夏，蒋介石也曾构想中国对日“至和平绝望时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李宗仁于1936年4月在广州对记者发表谈话中提出“焦土抗战”：即“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正式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此后，蒋介石多次宣扬“今次抗战，利于持久。”“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持久抗战思想并不系统，主要散见于蒋介石的多次演讲和文章中，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等待国际形势改观，依赖外力取胜。
在蒋介石看来，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没有现代化作战的条件，如果贸然与对中国侵略蓄谋已久的现代化国家日本作战，结局只是败亡而已。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他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与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要原由。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甚至坦言：“现在如单就军队力量比较，当然我们不及敌人，就拿军事以外两国实际国力来较量，也殊少胜利把握”，“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此。”这是国民党持久抗战理论的基点。
对蒋介石持久抗战的真谛，胡适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凡涉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苦撑’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得于我有利之时!”胡适的“苦撑待变”四字真言，深得蒋介石持久抗战之精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无疑是望眼欲穿的特大喜讯，蒋介石认为“抗战政略之成就，至今已达于顶点”。从此，他就不再怀疑抗战最后胜利问题，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对付共产党方面去了。
第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
从等待国际局势改观这个战略基点出发，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所谓持久抗战的具体方策就在于争取时间，即“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这是国民党“持久抗战”战略的核心内容。
1938年2月7日，蒋介石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的演讲中明确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在他看来，中国幅员广宽，有极大的回旋余地，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广大土地。战争本来就是为了争取时间与空间。“以空间换时间”实质是一种拖延战术，其目的是在等待外援，等待国际形势的改观。对此，李宗仁也明确指出：“根据我的分析，我们抗战的战略重心便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待世界局势的转变”。
第三，以西南为抗战大后方。
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中指出：“我敢说，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1938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举行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将首都迁移到重庆，标志着这一战略构想正式付诸实施。向以四川为中心的内陆地区退却，这是国民党“持久抗战”的重大战略部署。
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之所以确定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为大后方这个战略布局也是有一定根据的。首先，整个西南地区地处内陆，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利于持久。其次，东南地区沦陷后，中国海岸被敌封锁，通过沿海及中越铁路的国际交通线均被切断，如能保有西南，尚可确保滇缅公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获取源源不断的美英军需。其三，四川气候温润，物产丰饶，地广人众，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利于持久。因此，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被蒋介石看作“抗战之策源地”和民族复兴基地。应当肯定，蒋介石国民党把西南定为抗战后方基地，把内地大量工业、企业、商业、学校及战略物资迁入西南，对持久抗战、拖垮日本，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二期抗战”的战略阶段构想。
武汉、广州失陷后，中日战争陷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抗战进程分为两个时期，武汉失守以前为第一期，即向内陆退却时期;武汉失守以后为第二期，即转守为攻、反败为胜时期。他说“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定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部署。第二期任务，就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施我们第一期中所部署的一切计划，与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的目的。”这就是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对抗战发展进程的总体构想。对此，陈诚阐释道：“即在战略上初期之‘以空间换时间’，第二期之‘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盟军之整个战略”。
蒋介石“二期抗战”的阶段性战略构想，并不认为需要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而是企图径直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反攻，而事实上，战略相持阶段，恰恰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为关键的阶段，因而并没有反映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缺乏具体的战略指导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