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如何与日军作持久抗战，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总结此前作战经验，调整战略部署，整训军队，重视游击战，转变作战方针。此后，国民党政府的抗战虽时有消极因素，但基本围绕此次会议精神而展开。
召开的背景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迅速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大规模正面战役，予敌人以重击，但自身伤亡惨重，且首都南京沦陷，抗战信心动摇。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敌后战场，广泛发动游击战，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东南、晋冀豫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平型关大捷到武汉失守，共产党率领的军队对敌作战达1600多次，有效牵制了日军的攻势。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中共的敌后战场相互配合，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如何总结前期抗战，进行持久抗战，是摆在全民族面前的重大问题。
全面抗战开始，中共中央针对中日力量之对比，高度重视持久抗战，重视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写《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强调坚决抗战的方针，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全国军队，争取广泛外援的办法”。1938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指出持久抗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全文约5万字，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认为由中日两国国情决定了抗战是持久战，科学预见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充分肯定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他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武汉会战后，为进一步总结中国的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未来中日战争发展趋势，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与任务。毛泽东肯定了过去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明确未来持久抗战的战略，判断“敌在占领武汉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要求全党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广泛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
国民党对持久战并无充分准备。在日军疯狂的攻势面前，正面战场广大官兵虽英勇杀敌，无奈实力不济，且战略部署不当，接连遭遇重挫。国内“速败”“求和”悲观论调四起，“几乎众口一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国民党高层认识到，日本战线过长，机动兵力匮乏，战争局面可能有所改观，持久抗战时机已经来临。如何使持久抗战成为大众意志，并进行具体部署，是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的目的所在。
军事会议选择在南岳衡山召开，是由湖南的战略地位及衡山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南京沦陷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转移到重庆，军事重心却在湖南。湖南是保障西南地区之门户，以其特殊的位置成为中日两军对峙的焦点。蒋介石选择衡山，是欲效法曾国藩与太平军湘阴作战失利在衡阳练兵以重整旗鼓之意。蒋介石处理好11月长沙文夕大火之后，匆匆赶回衡山，1938年11月25日主持召开军事会议。
具体的部署
抗战时期，蒋介石一共召开了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分别是1938年11月(1938年11月12日文夕大火后)、1939年10月(1939年9月14日到10月10日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10月(1941年9月18日到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1944年2月(1944年初日军实施1号作战，1944年5月到6月第四次长沙会战)，每次都与长沙会战有关，都有作战检讨与具体战略调整。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尤为重要。出席该会议的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负责人，第三、第九战区高级将领约200人，邀请了中共高级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会议。蒋介石要求，“我们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要将过去各部队机关所发现的毛病和缺点，以及我们不能战胜敌人而遭受挫失的原因，统统检讨出来，彻底加以改进，来确立以后抗战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前后训话五次，评判了中日军队的优劣之处，反思中国军队的不足之处：(1)阵亡官兵多暴尸战场;(2)伤病、病兵有流徙途中;(3)不能防止士兵逃亡;(4)军行所至，民众逃避;(5)谎报军情，不能负责;(6)一线式阵地不能改正，指挥官能力缺乏;(7)不能贯彻命令，不能达成任务;(8)不能抽调部队，机动使用，指挥官缺乏胆识与决心;(9)躲避命令，规避责任，自私自利，贪生怕死;(10)缺乏秘密性，战术上因受无上损失;(11)谍情与侦探不健全，接战不知敌军番号;(12)监视、封锁不严密，阵地附近发生敌探与汉奸。会议拟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围绕今后实施持久抗战作出了诸多战略战术的具体部署。
一是检讨此前抗战得失，明确第二期抗战是持久作战。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指出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此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在蒋介石看来，第一期抗战中国军队虽然遭受重大损失，但迫使日军改变了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把日军拖入持久作战的泥潭，达到了所谓“以空间换时间”的目的。第二期抗战的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战;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制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二是全面调整战略部署，以利于持久抗战的开展。根据形势发展与持久作战需要，军事委员会决定重新配置兵力，全国共划分为10个战区：第一战区，辖河南全省及安徽北部，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辖山西全省及陕西之一部，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辖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及安徽南部，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司令长官余汉谋;第五战区，辖皖西、豫南、鄂北，司令长李宗仁;第八战区，辖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司令长官朱绍良;第九战区，辖湖南、赣西北、鄂南，司令长官薛岳;第十战区，辖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另设鲁苏战区和冀察战区。位于湖南及其周边地区的第九战区，更是第二期作战的重点，配备有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达国民政府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为各战区之首，此后正面的多次大会战也因此在湖南及其周边展开。军事委员会为有效统一指挥南北各战区作战，增设桂林、天水行营。以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南战场各战区作战。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北战场的各战区。同时撤销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
三是有计划整训军队，以作持久抗战之力量储备。为加强未来持久作战，蒋介石决定有计划的整训军队，改良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加强部队的战斗力。规定将全国军队分三期轮流整训，即将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顿。待第一批整训完毕，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换第二批到后方整顿，每批整顿四个月，一年完成。从1938年底至1939年4月，整训部队26个军和27个师，迟至7月底完成。第二期部队整训从1939年8月1日起至11月底止，整训部队为40个军。这种整训措施，对恢复军队的战斗力有一定作用，为持久抗战储备了力量。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基本完成，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对日军所发动的冬季攻势，就体现出了不错的战斗力。
四是调整和优化军事系统，以加强对日作战。在会议中，诸多将领提出指挥系统的问题。自最高统帅部之军委会起，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始能到达战略单位之师、旅，存在七个级别的指挥层次，往往导致命令下达迟误、指挥不灵。此次会议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以军为战略单位，并将师以下的旅也一并撤销，由此形成了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军四个级别的指挥层次，优化指挥系统，提高军队作战效率。同时，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亦须使沦陷区内之民众，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永远不与敌人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五是高度重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以使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南岳军事会议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高度重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在敌后地区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争，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配置在各交通线，牵制敌人，形成战力后，再策动大规模攻势。由于国民党军官多出自正规军校，崇尚阵地战，缺乏对游击战的认识，难以在短时间内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兼班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班主任，汤恩伯兼教育长，并聘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为教官，编写《游击战纲要》，作为研讨游击战教材和日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了一个三十多人的教学班子，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蒋介石会后曾多次手令各战区，“就地设立游击政训班，并由政治部设计教授方法、课目，并派经验人员亲往指导”。南岳游干班的主要课程有“精神训练”“政治训练”“军事训练”三大类。自1937年2月至1940年3月，共办了3期，培训了3000多名国民党的游击战干部。从1938年底至1941年12月，成为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开展的“比较活跃的时期”，实现了由最初零星游击向有组织的敌后游击战的转变，总计开往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不下百万人，相继开辟出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等一批重要的游击区和根据地，与正面战场相呼应，牵制和打击敌人。
持久抗战成为共识
由上可知，南岳军事会议客观上体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诸多方面的共识。
一是体现了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的共识。如果说中共坚持持久抗战属于战略指导思想层面，南岳军事会议决定的持久抗战则是军事作战层面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论持久战时指出，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第二期抗战即相当于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基于正面战场十七个月以来抗战形势所作出的理性分析结果。换言之，第一时期，中国处于守势防御;第二时期，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有力地回击了速胜论、速败论等各种论调，使持久抗战成为共识。
二是体现了敌后游击战战略地位的共识。中共在抗战初期曾参与正面战场，但很快就将主力转向了敌后游击战，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南岳军事会议确定了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并聘请中共人员为教官，培训了大批国民党的游击干部，使游击战成为整个持久抗战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民党政府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同时准备在正面战场发动有限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游击战场的相互配合，使日军陷入了全民族抗战之中。
三是体现了持久抗战必胜信念的共识。南岳军事会议是国共合作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会议邀请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会议对有限度的进攻、整军训练、坚持敌后游击战、准备反攻等战略方针的制定，对抗战时期划分、坚持持久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游击战场的认识等问题上，两党大体趋于一致，体现了持久抗战必胜信念的共识。
总之，南岳军事会议从战略战术层面与具体实施层面，对抗日战争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国民党终究未能从实质上改变片面抗战路线，即使实施游击作战，也主要是敌后开展零星的正规战，不肯也不善于发动群众。而且，国民党以整训为名，将作战能力强的军队调至大西北大西南;在整军肃纪时，也缺乏严格彻底执法的决心，对一些将领往往采取姑息政策等等。但无论如何，南岳军事会议在抗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