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周铁农会同台盟中央、山西省和忻州市有关部门，在忻州市召开了“忻口抗战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研讨会”，与会学者充分肯定了忻口会战遗址特殊的文物价值。所谓“特殊”，是因为它有别于我国众多的抗日战争纪念遗址。这些已经建成的抗战纪念地，都是国共两军各自为战的作战遗址，例如，建在上海宝山吴淞口的“淞沪抗战纪念馆”、建在山东枣庄市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等，都是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标志性纪念建筑；建在山西阳泉市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建在安徽肥东县的“新四军抗日纪念馆”等，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抗击日寇的标志性纪念建筑。时至今日，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一处反映国共两党的军队并肩作战、携手抗击日寇取得重大战绩的标志性纪念物。忻口会战遗址，完全能够填补这一空白。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赋予其“特殊”文物价值的原因所在。那么，忻口会战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入晋抗日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2月，中共中央在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中，作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的承诺。8月25日，国民政府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五个战区，22日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下辖第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划归位于晋、察、绥三省的第二战区统辖。同日起，八路军各部陆续在陕西三原一带誓师东渡黄河北上抗日。9月3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彭德怀到太原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地区”。9月7日，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在晋北代县太和岭口第二战区行营指挥部，与阎锡山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商定：（1）八路军入晋后以太行山脉及其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2）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3）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民众，不干涉县政；（4）给红军补充物品，兵站帮助运输。
9月中旬，林彪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最先进抵山西繁峙、灵丘一带；23日，聂荣臻率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四旅，到达灵丘与林彪会合。9月下旬初，贺龙、关向应率一二○师挺进晋西北，部署于神池、五寨南北一线。9月23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进驻出师后的第一个指挥位置——山西五台县南茹村。10月上旬，一二九师渡河跟进，刘伯承率先头部队三八五旅之七六九团到达五台县东冶镇，师部和三八六旅等部部署于正太铁路沿线。
八路军入晋参加第二战区抗日，阎锡山抱着真诚欢迎的态度热情迎接，双方关系甚为融洽。9月16日，他请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向毛泽东及朱德、彭德怀转达他的意见，说：“八路军作战主动不用督促，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嗣后两军协同必须互取短长。”关于二战区对八路军的指挥方针，阎锡山表示拟坚持两项原则：“一、事先相互商议；二、临时将计划部署通知八路军，由八路军自行酌量行动。”阎还提出，今后万一形势不利，建议“八路军会合晋绥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周围建立根据地”。与此同时，阎锡山还“允许我军驻区群众工作，由我们独立负责，不好的县长允许更换，组织游击队允许发枪，我们工作区可实行减租减息”（引自朱德、彭德怀向毛泽东的报告）。阎锡山还将晋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旅等部的10个团交八路军总部指挥。这样，就为国共两军在后来的忻口会战中配合行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毛泽东对阎锡山的友好态度十分赞赏，他说：“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他还指示八路军各级领导人，“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并提出几项爱护的具体措施。
八路军遵照我党的战略方针，一面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一面积极寻找战机，或独立自主或与友军配合打击日寇，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平型关大捷和忻口会战中的若干战斗。
忻口会战中的敌我态势及兵力部署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沿平汉、津浦、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山东、河北、晋绥方向进攻。由平绥线向西进犯之敌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先后突破晋军第七集团军之天镇、阳高等地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以一部分兵力向绥远进攻，以便切断中、苏联系；主力则沿同蒲铁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平绥路上的敌军华北方面军第五师团，由宣化、新保安、怀来向南侵犯，占领了蔚县、广灵、涞源，并向平型关进犯，企图配合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击溃国民党第二战区主力。其战略企图是，一方面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的侧背；另一方面攻占平型关与茹越口要隘，与沿同蒲路南进之敌一起突破晋军内长城防线，向山西腹地进犯。
9月22日，敌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23日，八路军总部命一一五师侧击该敌；25日，我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以北关沟伏击歼敌千余人，首挫日军锐气，取得首战告捷的胜利。但晋军部署于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一线的第六、第七两个集团军所辖七个军的防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9月27日、28日，茹越口、下社村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敌直逼繁峙，威胁平型关、雁门关侧后。10月初，晋军放弃内长城防线，退守忻口东西一线阵地。同时在我军建议下，蒋介石派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由石家庄驰援忻口，拉开了忻口会战的帷幕。
忻口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忻口会战，中方集中了蒋介石的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和我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共31个师、13个旅，约28万多兵力，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以第十四集团军、第九、第十五、第十七、第十九军等部组成中央兵团，由卫立煌指挥，负责守卫蔡家岗、灵山、南怀化一线阵地；以第十八集团军（欠一二○师）、第七十三、第一○一师及新编第二师等部组成右翼兵团，由朱德指挥，守卫五台山一线阵地；以第六十一、第六十八军、第一二○师及独七旅等组成左翼兵团，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防守黑峪村至阳方口一线阵地；以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和第六十六师等部为预备队，由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在定襄、忻县一带策应各方。
日军参加忻口会战的兵力共约3个师团，7万余人，配有350多门大炮，150多辆战车和300多架飞机。
八路军在忻口会战中积极打击与牵制敌人，作出重要贡献
10月上旬，国民党军放弃内长城防线，企图集中兵力在忻口与敌决战之际，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周恩来（在太原）、朱德和彭德怀，指示八路军要在敌之侧翼和后方积极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忻口会战的战役分工，也明确提出八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截断敌人后方交通，打击来援之敌”。据此，八路军总部从10月上旬开始，连续发出十几封电报，指挥所属部队积极配合正面守军作战。比如，10月5日，命一一五师在灵丘、平型关、大营镇相机侧击敌人，迟滞敌援军向忻口逼近；同日，命一二○师张宗逊旅、李井泉支队，尾随由宁武南进之敌，配合国民党独七旅消灭该敌，减轻日后对忻口的压力；10月6日，命一二○师，“完全切断大同与雁门关之交通，阻塞（向忻口的）援兵”，“袭扰代崞之敌，吸引敌向代县集结”；同日，命一二九师车运河边，转五台准备协同一一五师向平型关、繁峙、浑源出击，破坏敌后方部署；10月8日，为防止敌由阳明堡向东经五台之上下金山村占领东冶，迂回忻口，派特务团一个连去现地侦察地形，命陈长捷派一个团去上下金山构筑野战工事，准备狙击敌人；10月13日，电告张宗逊，敌“今明两日有积极向我忻口镇正面攻击模样，你们应以灵活动作配合友军作战”；同日，命王震率七一七团在忻口西北“袭击敌之暴露侧翼”；10月14日，命徐海东旅“派一团占领平型关，相机袭占团城口、大营镇，主要任务袭击汽车，破坏道路”；同日，命一一五师杨成武独立团，“向灵丘、广灵之间活动”，袭扰牵制敌后方兵力。战果最为辉煌的是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阳明堡飞机场，和一二○师七一六团截断雁门关交通运输线。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10月15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国民党十四军军长李默庵，要求他派一个团协同一二九师的七六九团，在崞县阳明堡间截击敌汽车、飞机；16日22时，朱德、彭德怀电令七六九团团长陈锡联，17日凌晨由五台郭家寨出发，进至原平东北滹沱河东岸积极袭扰。当日，陈锡联率部进至滹沱河东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敌机不断由阳明堡机场起落。经侦察获悉，阳明堡机场有敌机24架，驻有警卫部队和空地勤人员200余人。陈锡联决心夜袭机场，部署第三营担任袭击任务，第一营阻击崞县日军，第二营为团预备队。19日夜，各部进入预定阵地。第三营决定除留下警戒和预备队外，以两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组成突击队。突击队从东西两侧秘密进入机场，离敌机约30米时被敌哨兵发觉，遂立即发起攻击，敌机顿时爆炸起火。敌警卫部队疯狂反扑，展开白刃格斗。经一小时激战，歼敌百余人，毁敌机24架后，顺利撤出战斗。此战有效地打击了敌空中力量，削弱了忻口战场上敌之立体火力，受到卫立煌的高度赞誉，蒋介石奖励大洋两万元，予以表彰。
截断雁门关交通运输线。10月16日，朱德、彭德怀电命三五八旅副旅长李井泉“率兵一营附电台，经崞县代县之线以西山地，星夜赶占雁门关，彻底破坏道路，抗拒援兵”。该旅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设伏，于18～21日两次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毙伤敌军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几度切断敌大同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粮、弹、油料供应濒于断绝，攻势顿挫，受到毛泽东的高度称赞。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
国民党军浴血奋战，四位将军血洒疆场
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讲话中例举的12位“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的“崇高伟大的模范”中，有四位是在忻口会战中英勇殉国的国民党将军。他们是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少将、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第一九六旅旅长姜玉贞少将。
忻口会战是保卫太原的关键战役，受到蒋介石的高度关注，10月13日，他给在忻州城内的忻口会战总指挥卫立煌打电话，令其严守忻口防线，规定：“军、师长均须上火线，违者处以死刑！”卫立煌立即将全国最高统帅的这一军令传达公布，要求各守军将领身体力行。
郝梦龄所部第九军原驻防贵阳，卢沟桥事变后请缨北上抗日，获准后开赴华北前线石家庄，编入第十四集团军。这时雁门关已经失守，忻口成了晋北的最后一道防线，郝梦龄率部于10月初到达忻口，按卫立煌的部署坚守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线的主阵地。10月11日，日军第五师团集中全部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立体”密集火网，倾全力向忻口主阵地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龄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在敌火力准备时，他指挥部队躲入掩蔽部，炮火一停马上冲上阵地，用步兵武器狠狠打击日军。敌人志在必得，我军宁死不退，双方多次展开白刃肉搏，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战况异常惨烈，敌我双方损失惨重，阵地前布满了敌人的尸体。10月12日，南怀化主阵地被日军攻破，敌我主力在南怀化东北的204高地上，展开了激烈的拉锯争夺战，一昼夜阵地13次易手，第九军在第7次夺得204高地时，有的团只剩下百余人。16日凌晨，我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炮声如雷，杀声震天，担任反攻指挥任务的郝梦龄亲临前线督战，连克敌人几个山头。晨5时天色微明，郝梦龄恐怕天亮后我军阵地受敌炮火威胁，难以巩固，于是挥兵奋进，乘胜追击。敌军以机枪、手榴弹掩护后退。这时，郝军长进到最前沿阵地，距敌只有200米，在通过一段隘路时，郝梦龄被敌机枪子弹打中，壮烈牺牲。
刘家骐，1937年夏陆军大学毕业任第五十四师师长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后，刘请命担当抗日前驱，获准后即率部北上。10月4日午夜抵达忻口抗日前线，奉命坚守忻口镇、金山铺、三家庄、王会村一带阵地。10月16日黎明，在指挥前沿部队夺回南怀化高地时，不幸中弹，为国捐躯。
郑廷珍，所率独立第五旅原驻防安徽霍县，卢沟桥事变后亲自到南京代表全旅官兵请战。获准后编入第九军开赴忻口前线。10月16日凌晨2时，204高地反攻开始，郑廷珍杀敌报国心切，不顾警卫人员的一再劝阻，坚持到前沿阵地指挥。不幸，突遭日军机枪的猛烈射击，当场中弹，血洒疆场。
姜玉贞，晋军第一九六旅旅长，为给部署忻口会战争取时间，该旅受命死守原平。从10月1日接敌起，姜旅长总是手提驳壳枪，腰别手榴弹，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敌人突入市内，厮杀呐喊声在巷战中响成一片，日军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巨大代价。战到10月10日傍晚，我军阵地上只剩下两三百人，被敌包围在最后一个院落。官兵们虽然精疲力竭，但一直顽强战至深夜，胜利完成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突围中姜玉贞不幸中弹，英勇殉国。
寻访忻口会战遗址
笔者前些年去忻口参观，看到昔日的战场上，中方屯兵和储存弹药物资的四十七座窑洞尚存，但有的被群众圈养牛羊、堆放杂物占用，有的洞口被饭馆、旅店等建筑物封堵，有的被雨水冲塌荒废。为国捐躯的万余壮士，至今找不到一处坟茔痕迹，倒是每逢大雨洪水冲刷，常常在土层下面露出散落的白骨。周恩来、彭德怀与忻口前线总指挥卫立煌会商作战部署的指挥所，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性标志。郝梦龄等壮烈殉国的204高地，参观者都寻找不到位于何处。
据当地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20世纪90年代初，血洒忻口疆场、被毛泽东誉为“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事后授予《革命烈士证书》的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的两个女儿郝慧英、郝慧兰，千里迢迢来忻口凭吊先烈，但是没有找到一处标志性纪念设施；80年代，曾在忻口鏖战23天吃尽苦头的日本老兵的几个后代，越洋过海专程来此要看看忻口这座“铜墙铁壁”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但无人向其讲解，也没有任何说明性文字可供其参阅，失去了一次向侵略者后代进行宣传工作的机会。
20世纪末，有位曾在忻口关子村插过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赵保林，出资十余万元，在忻口隘口西山坡上建了一座“忻口战役纪念墙”，在墙体一侧镌刻着国共两军部分将领和阵亡烈士的名字。当曾经参加过忻口会战的国民党军官后代，看到国共两党阵亡烈士的名字并排镌刻在同一墙面上时，感慨万千，欢欣鼓舞。然而，纪念墙尚未完全竣工，便因资金不足至今仍在一片废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