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水一战

沉湎于灭亡中华迷梦的侵华日军，经过淞沪之战后，已不再满足于想象和预言，极力把战前各种美妙无比的侵略预想化为行动。淞沪战役甫一结束，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等军事将领，违背了日军参谋本部于11月7日下达的临参第600号命令，规定“上海派遣军的作战区域大体是苏州、嘉兴一线以东地区”的“制令线”，竭力主张向南京进攻，以期迅速解决“支那事变”。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经过紧张的三次军事会议，确定了南京保卫战的战略部署及防线，并任命唐生智将军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刘兴将军副之组成卫戍司令部，以此组织各路军队，保卫首都南京。

1937年12月1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了成立华中方面军并攻击南京的总命令。三路日军分别由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和长江水道，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合围南京，来势凶猛。

地处江南水乡的古都南京，东、南、西三面环山或丘陵地貌，无险可守，加之北面位于长江弯曲内侧，没有退路和战略纵深，易攻难守，是典型的背水一战。中国守军多数是来自淞沪战场的退兵，虽经整补，但由于新兵较多，建制残缺，部队战斗力普遍较弱。然而南京系国民政府的首都，又是国父孙中山陵寝所在之地，拱手让与日军，既有碍国际观瞻，又易伤国内民众情感。唐生智将军为了显示誓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鼓舞守城将士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将下关到浦口的渡轮全部撤往武汉，并授命驻守浦口的第一军禁止任何部队北渡，违者即格杀勿论。

1937年12月5日，日军抵达南京外围阵地。9日，日军用飞机撒下劝降书，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劝降不成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于1937年12月10日13时发起新一轮攻击，一举突破由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以及城垣组成的复廓防线，兵临南京城下。12日中午，疯狂的日军占领雨花台。晚上，其主力部队从中华门蜂拥入城，南京城防被破。日军的野蛮破城，不仅昭示着古老的城墙在近代军事防御功能上的衰败，更将中国守军在城墙上的浴血奋战铸成悲壮。中华门、中山门、光华门等古老的城门不以沉默的姿态，见证了这场考验民族意志的激烈战斗，城墙上的中国守军也将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历史的城墙融为一体，粉身碎骨浑然不怕。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易安华将军，在守卫光华门的战斗中，身中五弹而坚守城门，不幸坠落城墙，滚入12月冰冷的护城河中壮烈牺牲。

12日下午5时，唐生智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小部渡江，大部突围。”守城各军相继放弃自己的阵地，退往城内。城外部队亦沿城墙向下关奔逃，城内城外一片混乱。唐生智将军眼见守城难以为继，不顾战前“临难不苟、临危不乱”的誓言，命令各军突围，同时又自相矛盾地命令各部队“如不能按时突围，可乘轮渡江，向滁州一带集结。”历史证明，这一命令实属下下之策。此令一出，原定向东南突围的部队，也改变计划涌向江边。昔日本已混乱的下关江边，此时更是拥挤不堪。据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回忆：“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时，或遭对岸枪击，或因装运过重，多有沉没。十万渡江部队，除一部渡江或泅水而越者外，大部均做壮烈牺牲。”更为中国守军始料不及的是，无法渡江撤退的国军将士在放下武器、换上便衣之后，依然未能如想象的那般万事大吉。恰恰相反，日军破城之后，在城内大规模搜集“便衣兵”，加之日军先前已制定明确的“屠杀令”，因此在进行“城内扫荡”和“扫荡败残兵”的口号下，进行随意性解释，导致手上有老茧或者头上有帽箍的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苦力等青壮年男子，均成日军怀疑对象，在未加审讯的情况下悉数处决。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以11万多人的疲惫之师，在三面被围，一面背江的不利形式下，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抗击了日军20万机械化部队，勇猛壮烈，可歌可泣。但综观南京保卫战，从战略到战术，均有较大失误，在天不假时、地不假利、人不假和的情况下，使得一万多中国守军将士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九万多成了日军俘虏并遭到屠杀，血染古都，尽成国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