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黄埔军校

　　鲁迅演讲成行的地利条件

　　鲁迅来到广州后，大受欢迎。黄埔军校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邀请鲁迅演讲的。

　　促成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的第一个因素，应该是刚好他在广州，这是先决的地利条件。1927年1月18日午后，鲁迅乘坐“苏州轮”在细雨中到了广州，当天住在长堤的旅馆里，次日进了中山大学。随后，广州的各种报纸发表了许多欢迎鲁迅的文章。时任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的熊雄，看到报纸上刊载鲁迅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后，遂产生了邀请他来军校作演讲的想法。随后，熊雄把这件事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三人一致同意。熊巢生的《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一文中有相关记载：“熊雄又就在当前尖锐斗争形势下，请鲁迅来讲演，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等，关切地问刘弄潮：‘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教?会不会影响他的人身安危?’……刘说，只要他同意，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接着，便商议如何邀请，什么时间来，讲什么题目等，并请刘去征寻鲁迅的意见。”因此说，只有当鲁迅身处广州时，鲁迅和黄埔军校才会因为“地缘”联系在一起。

　　应邀演讲时鲁迅忙碌的生活状态

　　鲁迅来广州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反革命政变正在酝酿中。当时共产党在中山大学的力量还是占优势，邀请鲁迅的主张也是共产党提出的。鲁迅来到广州后，左右两派纷纷设法接近鲁迅，争取鲁迅。因此，鲁迅来到广州后，一直是在繁忙中度过。自到校后，学生们就要求召开一个欢迎大会，鲁迅向来是反对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俗套上的，但是经过毕磊、徐文雅的反复劝说，他才勉强答应。1月25日下午，以学生会名义召开了欢迎大会。1927年9月3日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谈起了这件事的：“……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另外，络绎不绝的客人，以各种原由来找他，“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闹得不亦乐乎。”因此，鲁迅说：“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

　　2月18日，鲁迅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前去作了两次演讲，题为《无声大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从香港回来，离开学的日子3月1日已经很近了，会议不断，闲暇时间极少。身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除了教课外，还要处理很多杂务。

　　“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可见，鲁迅先生当时是多么忙。在当年3月15日致李霁野信中更是提到，“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过去，文章久不作了……但住在校内，是不行的，从早十点至晚十点都有人来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见客，活象可以看书及作文”。而在这时，却有一个叫宋云彬的年轻人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说“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 宋云彬写这篇文章，也许确实是出于不愿看到鲁迅消沉的好意，但是，对于忙得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的鲁迅来说，确实也有点受“委屈”。其实，鲁迅到广州来，本来是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继续向旧社会进攻的，但是，这时创造社的主要骨干都已离开广州，无从联合。由此可见，鲁迅不仅事务繁忙，而且有些人还不理解。

　　正是由于这样的忙碌，鲁迅很害怕常常有人请他去演说。例如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广州组织名流演讲，邀请了鲁迅;3月29日，在岭南大学举行的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大会上，鲁迅又被邀请去演讲。其中，黄埔军校也多次前来约请。

　　黄埔军校演讲成行的革命主张原因

　　在确定要请鲁迅前来演讲后，刘弄潮说：“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赞成办黄埔军校，他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请他来演讲，他是不会推辞的。”其实，刘弄潮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这时的中山大学，远比人们看到的复杂得多，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戴季陶是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副主任也是国民党人，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在中大的势力很大，校方在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左派。鲁迅来中山大学任教也是中共广州区委提出的，校方也想趁机展示自己的“进步”和“革命”，但是，两种势力的斗争并没因为他的到来而停止。在广州的国民党高层人士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甘乃光等先后送来请贴，请他赴宴。鲁迅眼光非常尖锐，来广州不久就看出了问题，他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因而一概予以拒绝。由于请帖太多，而且还源源不断送来，他索性把请帖拿到传达室展览，写上“概不赴宴”。另外右派还派了一些特务学生前来打探鲁迅，鲁迅表面上不露声色，和他们大谈文学，应付过去。而对于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鲁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热情接待。后来，他还应邀到中共两广区委所在地，秘密会见区委书记陈延年，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这可以看出，鲁迅的革命思想是明确的，所以他说“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鲁迅认为那时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是支持革命的。这也预示着，虽然鲁迅在忙于教务和一些杂务中，鲁迅对于去黄埔军校演讲应该还是愿意的，不会抵触。另外，由刘弄潮上门邀请也是非常适合的。刘弄潮1925年春在北京师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交通员，曾受李大钊指示，请鲁迅指导青年工作。他在3、4月间多次拜访鲁迅，并有书信往来。由他和鲁迅谈论起来也比较方便。

　　刘弄潮上门拜访鲁迅时，鲁迅一开始有些顾虑，他说：“现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刘弄潮随即解释道：“黄埔同学，尤其是第五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过你的课。”而且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也比以往各期学生为高。尤其是政治大队的学生选的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又年轻又有思想。后来鲁迅才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关于邀请的详细经过有待考证

　　关于邀请之事，应该研究考证的一点是，邀请鲁迅的次数以及鲁迅是在哪一次邀请中才答应来黄埔军校的。因为熊巢生的《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中记载“同月25日，刘弄潮访鲁迅，谈及此事。当鲁迅听到受黄埔军校政治部熊雄和孙炳文之托，请他去黄埔讲演时，鲁迅爽直地回答：‘去!只怕起不了多大效果!’”这充分表示了他的负责态度。这里“爽直”交代了，鲁迅应该是在这次邀请中就答应了前去演讲，但这和鲁迅日记记载的演讲内容有出入。首先，《鲁迅日记》1927年 4月 8日记载：“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夜归。”一个“邀”字，容易给人一种当晚来人邀请，鲁迅立即前往的错觉。而此前一两个月的《鲁迅日记》中，既没有接到黄埔军校邀请的记载，也没有“修人、宿荷”曾经来过的记载。其次，从时间上看，鲁迅是1月18日到广州，熊巢生记载的似乎是1月25日就邀请到了鲁迅，但在演讲时鲁迅讲到“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那么7天之内，对鲁迅邀请好几次，也有待商榷。另外，如果1月25日就邀请到了鲁迅，为何直到4月8号才得以成行?另外，熊巢生在文末还提到“以后，孙炳文打电话到黄埔校本部告诉熊雄：‘鲁迅已同意到黄埔讲演。’熊雄非常高兴，而且还到广州市内孙炳文住处，了解刘去联系的情况，表明了熊雄对鲁迅的信任与仰慕心情，而且考虑了鲁迅的影响和到黄埔的工作。熊雄临走时还说，约一个时间，我派专人去正式邀请，同学们一定会欢迎的。”其中“派专人去正式邀请”这也更加使人产生疑问，因此，《鲁迅日记》中1927年1月25日的“刘弄潮来”，即为邀请鲁迅讲演而来。《鲁迅日记》1927年4月8日记载的“晚修人、宿荷来”，系受熊雄委派。这和熊巢生记录倒是有一定吻合。但到底是哪一次，鲁迅才答应去黄埔军校演讲呢，一共来了几次邀请呢?显然，有关这次讲演的邀请与鲁迅应邀的材料，还稍显欠缺，还需进一步查证。

　　鲁迅在黄埔军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

　　4月8日，鲁迅在好友、“湖畔派”诗人应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黄埔岛的校本部礼堂，作了大约2小时的演讲，题目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博得了黄埔师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热血沸腾，群情激奋，爱国革命的热情油然而生，这又引发了军校内外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震撼。

　　这次演讲，前来听的大多是国民党军官，鲁迅主要讲的是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在这次演讲一开始，鲁迅就对为什么推脱几次不来黄埔军校演讲做了一个解释：“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为革命起见，要去‘革命人’，‘革命文学’到无需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继而转入正题，“广州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州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鲁迅认为：当革命成功之后，文学中将会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当时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是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中国的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由此纠正了他早期片面看重文艺的改造作用的唯心史观，而开始强调“武器的批判”的作用，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造旧社会过程中，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他的精辟见解引来听讲者的热烈掌声。在演讲的最后，他还幽默地说：“我……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或者觉得大炮的声音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但是时局动荡，在鲁迅演讲后的第四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国民革命失败。对此，鲁迅先生非常难过，在给好友章廷谦的信中，他不无感伤地写道：“黄浦(埔)学校已停办。截至今日止，如此而已。……大概很与政局相关的。”

　　结语

　　鲁迅为军人讲演一共两次，第一次在1924年7月30日，地点是西安讲武堂;另一次就是广州黄埔军校。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的经过、线索、资料保存完整，记载十分明确的，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以上演讲内容引文来自此)，记录稿经鲁迅修改后收入《而已集》。

　　(作者：雍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