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资料显示,抗战胜利后,黄埔军校毕业生幸存者仅一万一千多人,相比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黄埔军校生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
黄埔军校联结着中国近代战史上绝大部分军功显赫的名字,除国民党军中的3000多员将领外,也为共产党培养了53位将军。这所在因陋就简的条件下草成的军事学府,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等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抗战八年中,有200多名黄埔教官学生担任师长以上职务,指挥全国2/3的抗日之师。黄埔军校挺起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脊梁。
淞沪抗战中的黄埔部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初开之时,一班年轻军官冒着炮火聚集上海江湾某隐蔽所,站在台前训示的,正是被委任为淞沪警备司令的前黄埔总教官张治中。
当日听众中,职衔最高的桂永清,也不过是上校副师长。日后在国民党军中任兵团司令的长沙分校学生廖耀湘,还只是个中校参谋主任；后在解放军中官拜上将的黄埔一期学生周士第,此时远远落在了同期生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后头,别人都当上了军长、师长,他还只是个师参谋。
张治中的话在年轻人头脑中嗡响,不亚于日军炮火的一次次叩击。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到后方扩军,大家升官,我升集团军总司令,你们营长升团长,团长升师长,师长升军长；另一条是到前方作战牺牲。两条路走哪一条,请各位自决!”
而在杨行、罗店等抗战初期争夺最激烈的战场,统军者正是黄埔系大佬级人物胡宗南。1937年9月,胡宗南受命驰援淞沪战场,在杨行初接敌,即展开血战。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到第一军训视,留下了如此记录:“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接防换防五次,总算能顶住。第一师旅长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
胡宗南率部白天隐蔽在竹林村庄,任敌机投弹扫射,不轻易出击,如此“守多攻少,反可持久”,硬是死守阵地逾一周。后来,淞沪抗战功亏一篑,全国各地的部队蜂拥在撤出上海的道路上,相互挤踏,狼狈不堪。胡宗南实在看不过去,于11月20日致函密友戴笠(黄埔六期)称,“黄埔部队多已打完,无人支撑,其余当然望风而溃……”
合作无隙
1938年武汉失陷后,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了有第三、九战区各部队指挥人员参加的“第一次南岳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兹后制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把“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方控制区之扰袭”列入了指导方针,明确了将“三分之一的部队留在敌后作游击战”的布置。
故而在华北、东南沿海沦陷地区,不仅活跃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更盘踞着大量游击化的国民政府正规军。黄埔一期生李默庵后来被誉为“国军中的游击战干才”,在晋南多次发动对日军马车站、运输队的扰袭,予敌以重创,由14军军长升任33军团军团长。
1937年9至11月间发动的忻口会战,以黄埔四期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大捷”最为耳熟能详。彼时参战的部队主力实系李默庵的14军,在其所镇守的左翼战场上,中国军队以散兵战壕阻击对日军之坦克。晚年的李默庵曾回忆:“对中国守军威胁最大的是坦克车,第10师28旅57团的一个连,遭敌坦克攻击,横碾该连的临时战壕。官兵被碾埋一半,无一退避。”
在这场歼敌两万余的大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两倍于敌伤亡的代价。给这批黄埔系军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日军训练精良,射击准确,其战术法则,全照步兵操典,按部就班”。硬碰硬之下难为对手,李默庵所部此后留在中条山区,开始了对敌游击战。
李默庵与中共军队合作无隙,收获了“土岭大捷”等一系列游击战成功战例。1938年春节,李默庵还专程跑到洪洞县牧马村八路军总部拜年,与他的老乡、黄埔一期同学,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交流游击战经验。而那位在忻口会战中立下奇功的黄埔四期师弟林彪,因赴苏联疗伤,从此在抗日战场上缺席。
饮恨沙场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扭转,中国军队开始了大规模主动出击,精锐部队则被推向了国门以外的滇缅战场,这支部队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入伍。
第一次远征缅甸的统帅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身,但比起胡宗南等同期老大哥,他因与长年的顶头上司关麟征(黄埔一期)相处不睦,而在黄埔系中一度处于边缘状态。但是,他当年赌气之下随徐庭瑶去创建的“快速机械部队”,到了上世纪40年代却已然上升为精锐。
事实上,早在台儿庄战役时,杜聿明就曾率所部驰援过外围战斗,但因苏联支援的战车(5吨级炮战车87辆)与从意大利购买的战车(3吨级枪战车200辆)尚未运到,可供他实际调配的仅一个战防炮团,中国战场上的“装甲大战”终未发生,但日军在台儿庄抛下的几具战车残骸,亦打破了此前的作战常态,“日军未有遗装备予敌的陈迹,因弹尽油绝,而弃车战场,足见其溃退之狼狈。”
入缅之时,杜聿明一手建立的200师已扩充至第五军,配备了炮战车59辆,枪战车55辆,各型汽车1000辆；而他手下的得力战将也都是一律黄埔系出身,荣誉第一师的郑洞国(黄埔一期)、第22师的廖耀湘(黄埔六期)和接过他200师衣钵的戴安澜(黄埔三期)。
杜聿明和史迪威的初次见面,即给这位未来的上司留下了良好观感。杜聿明一走进作战室,发现墙上挂的缅甸全图,系英军于1941年航测而制,十分详细新颖,顿时眼睛为之一亮。还未落座,他就转身对史迪威发难:“地图对战地指挥官何等重要!我们军中却还在用30年代中期英军测制的老图,这种过了时的军用地形图早就应当销毁了,岂能发给作战部队使用?”
不想,史迪威非但不尴尬,立时迎面握住他的手,主动历数起此前杜聿明在古北口与昆仑关作战中树立的声威。杜聿明的实干作风,让史迪威一反常态地放下了轻视中国将领而不假辞色的常态。
此后的作战中,杜聿明敢于放言“能以一师兵力抵挡日军一师团(相当于两师兵力)”,颇得性喜“攻势作战”的盟军指挥部赞赏。直至制定曼德勒会战计划时,盟军参战各方的战略目标分歧,导致杜当场与指挥过诺曼底撤退的英军名将亚历山大翻脸,“贵军既然决心放弃现阵地,继续撤退,那就请你们自便吧!中国军队有能力独自发动攻势。”
结果到了战场上,英国人临阵却退,终致使杜聿明手下戴安澜之200师虽在同古作战英勇,但几遭覆灭之灾；廖耀湘之新22师在曼德拉以东孤军难支。1942年5月26日,戴安澜殒命缅北之日,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血洒太行,只隔了一天。
两位黄埔高材生饮恨疆场,也是抗战中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黄埔师生缩影。据日本投降后的统计资料显示,黄埔军校毕业生在战后幸存者仅一万一千多人,相比之抗战期间入校受训的20万学生,黄埔军校生在抗战中的牺牲率高达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