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联络筹备保育会
1938年武汉沦陷前，三万流离失所笼罩在死亡阴影中的儿童被送往重庆。据《大公报》载：“日寇掳我战区肥壮少年，作为敌伤兵输血之工具，因此辈纯洁精壮，输于出血过度之负伤者，得能早日健康，重返支那战场。”日军“俟血液吸尽，则沉尸江海，现长江沿岸，已有不少装袋童尸……”
日寇铁蹄下的中国儿童命运悲惨。此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遭陷落，江淮一带难民潮涌向相对安全的武汉，难童充满了大街小巷。孩子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无论是劳苦身世，还是来自大户人家、名门之后，终究没了爹妈，沿街乞讨，每天早晨都有冻饿而死的难童……得救救孩子啊!在中共长江局妇女部工作的邓颖超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举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会议。
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均儒，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士郭沫若、蔡元培等183位发起人参加了会议。会后，中共长江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的筹备工作。邓颖超日后回忆到，“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约请宋美龄。”宋美龄答应出任理事长，得以使以后工作顺利进行。
保育会成立当天，宋美龄一身黑色丝绒旗袍，手戴白色长手套，发表了三千字讲话，次日，中央社以通稿向海内外发布，《新华日报》亦全文照登。这一天，宋美龄与邓颖超第一次见面，很客气地走过来与邓颖超握手，说对她“仰慕已久”。为扩大社会影响，保育会在武汉设立总会，各地又发起分会，总会先后聘请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政要人为保育行动发起人、名誉理事。
宋美龄拦车转送保育生
1938年9月，武汉濒临失守，国民政府已在陆续转移难童至陪都重庆，这时，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4100余名难童。10月20日清晨，一艘装载三百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本飞机击中，三百难童血染长江，葬身江底。此事，时隔半世纪后宋美龄念念不忘，“300余难童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无一幸免，迄今虽逾50余年，每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从武汉到重庆，难童们也有没坐上船徒步往西逃难的，每个孩子都被绑上草绳，以免走丢。“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去了土地……”，一路走一路唱起这首由田汉夫人安娥创作的《保育儿童歌》。伴着歌声，一批批难童从武汉启程，走走停停，辗转数月，才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时，难童被分批就地分配，当得知部分难童无车接送无处收容时，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的场景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来说：“我们是去接孩子，要爬坡下坎，不是参加舞会，求求你们把这些孩子当成自己孩子。”
据一位当年的保育生回忆，那天下午，空袭警报解除后，在两路口，他看到身穿深蓝色西装裙的宋美龄从车上下来，当得知难童们要前往偏远的歌乐山保育院时，宋美龄环顾前后，转身走到马路中间，伸开双臂，拦住一辆卡车，然后登上踏板，手扶车门，大声对司机说：“我是蒋夫人，请你把我的孩子送到歌乐山去。”场景令多位难童一生未忘。
保育生齐声高喊妈妈好
对邓颖超、宋美龄这两位终身未做母亲的女性，在昔日保育院难童口中，至今尊称为“邓妈妈、蒋妈妈”。1941年4月，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在陪都重庆相聚整一月，在大量跟踪报道的社会活动中，不乏她们深入保育院、救济院、慈幼院的新闻。妇唱夫随，一次重庆地区的保育生演讲比赛，蒋介石亲临大会，宋美龄还提议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保育总会先后在重庆地区建立11所直属保育院。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难童们各走蹊径，其中六百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宋美龄曾主动提出，陕甘宁边区也应建立保育院，财务由保育总会拨付。邓颖超非常赞成这一提议，说：“哦!你真不愧是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理事长!”
保育会大量实际繁杂工作，由邓颖超和许多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承担，譬如北碚慈幼院院长周之廉，是周恩来南开大学求学时，所创办觉悟社的第三号人物。直属第三保育院院长赵君陶，是后来的李鹏总理的母亲……
1984年的2月4日是邓颖超八十大寿，宋美龄托人送来一只水晶兔，因为她还记得，邓颖超属兔。当初的难童保育生们，忘不了“邓妈妈、蒋妈妈”。1988年，已退身政坛、罕于露面的宋美龄，在台北参加台湾300多名曾在重庆生活过的保育生聚会。几乎在同时，北京举办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大会，邓颖超专函致贺。人民大会堂里，已垂垂老矣的保育生们，返老还童，齐声高喊，“妈妈您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