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以前，我在山东省曲阜第二师范读书。当时因我国连年内战，经济衰败，国力不强，因此屡屡遭到日本对我国的侵略。1928年，日军占据济南达一年之久，惨杀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酿成了“五三惨案”;1931年，日本占领了我国的东北，3000万中华儿女残喘在日本铁蹄之下;1937年，日本又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半壁江山尽入敌手，两亿以上的中国人成了日本人的奴隶。日本对中国的无厌侵略，激起了我的无限仇恨，我几次想中断学业去打击这些东洋强盗，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我国北平卢沟桥发动侵略，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报仇雪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山东大地沦于日本侵略者手中以后，我奔向了抗战的大后方，投笔从戎。先是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在第十六期接受军事训练。当时我想：当陆军只能在地面上与日军拼搏，不如当空军可以飞到敌人后方甚至日本三岛给敌人以狠狠打击。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1940年我在军校毕业后，又去投考中央航空学校，幸被录取，在云南到成都接受飞行训练和轰炸训练。航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第十二轰炸大队第四十五中队服役，驻军四川邛崃。
远征印缅
在成都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我以为积压在心头多年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有了雪耻的机会了，可是驻军邛崃以后，眼看其他作战大队经常奉命出击日军，我却迟迟没接到参加对日作战的命令，真是焦急万分。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不宣而战，突然派出大批飞机袭击停留在夏威夷群岛珍珠港内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击沉击伤美国船只15艘、飞机188架，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当即在印度的卡拉奇(现属巴基斯坦，当时印度和巴基斯坦尚未分治)设立了空军基地，1942年初，我被分配到卡拉奇接受轰炸训练。不久，我被编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第一轰炸队第三中队，并进驻至印度东北部阿萨密省之但尔岗空军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向东南亚进军，所向披靡，英、美、法、荷的殖民地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安南(今越南)、缅甸等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日本甚至狂悖扬言：要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与希特勒德国的纳粹军队会师。在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日军不但占领了缅甸首都仰光，而且乘胜北进至与我国云南省毗邻的腊戌和密支那，斩断了中缅公路这条中国对外的最大的交通线，以逼使中国向日本投降。中美空军混合联队进驻至印度东北部的但尔岗，目的便是配合并支援中国驻印缅远征军与进至缅北密支那的日军作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缅公路是中国的生命线，因为1940年以后，中国东部、南部沿海各港口城市均被日军占领，对外交通只有西北公路(兰州至迪化)和中缅公路，而中缅公路尤为重要，每月有两万吨以上的军需物资由欧美各国运至中国，这条路线的防卫与保持是中、美、英3国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时有10万日军由饭田祥二郎中将率领向缅北进军，中国也急忙组成了印缅远征军，由罗卓英率领由云南南下援缅。但是当入缅先遣队戴安阔将军所部第二○○师才进至缅北同古的时候，英军便放弃仰光逃之夭夭，日军迅速北上，致使中国远征军第二○○师师长戴安阔壮烈殉国。在缅甸战况正急时，蒋介石两次飞往缅甸督师，事为日军谍报网侦悉，日空军先是派飞机20架空袭蒋介石驻地，在蒋飞返昆明的途中，日本又派18架飞机追袭，中国空军闻讯迅去援护，才使得蒋安全返抵昆明。在中缅公路被切断后，日军直叩我云南边境，对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构成重大威胁。由此可知中美空军混合联队进驻但尔岗的重要意义了。
中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美援军事物资无法运入中国，重庆国民政府焦虑万分。中美商定反攻缅甸，打通中缅公路。当时驻缅日军有5个师团约15万人，计划增至10个师团约30万人;日军驻缅飞机原为150架，计划增至800架。中国决定以20个精锐师由滇西攻缅，英、美、决心以5个师由印度北部攻缅。我所在的中美空军混合联队的任务就是掩护中、美、英陆军向日军进攻。
在支援缅北中美陆军对日军的作战中，我曾7次飞往前线对日军进行轰炸。我第一次出击时，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因为我除了必须完成轰炸任务外，还得防备日本空军的拦截。缅甸北部从密支那、八莫到腊戌一带的地形有些奇特，铁路、公路都蜿蜒于山岩之中，城市也坐落在群山之间，不管是城市或是铁路，公路线，所占的平坦面积都很少，周围是崇山峻岭，这些城市的点或铁路公路线都卧在山间或谷底，这样的地形给我们执行轰炸任务就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刚俯冲下来轰炸，马上又得高升起，一不小心就会撞在山上。我们那架轰炸机的架驶员是董世良，他的驾驶技术很好，而我是领航员，如果我这个领航员领航有错，那么再好的驾驶员也不能保证我们很好地完成任务。好在我们这架轰炸机上的5个人配合得很好，所以在缅北的7次出击中，我们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中美陆军打通印缅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日本占领区的大轰炸
在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场上有一支由美国飞行员组成的志愿空军，自称“飞虎队”，有100架飞机，其首领为美国人陈纳德。1942年初这支志愿空军改组为第十四航空队，有飞机400多架，仍由陈纳德率领，驻军昆明、沾益、泽街、陆良、云南驿，维护西南空防。1942年底，我被调回国内，驻防四川梁山空军基地。
驻在四川梁山空军基地的中国空军，任务是打击湖北等地的日本占领军，凡是这个地区的交通补给线、军用物资仓库、日军部队等，都是我们打击的目标。对于打击湖北地区的日本侵略军，我特别热心，因为我的山东同乡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就是在湖北西部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的，所以对日本侵略者的每一次出击，我都是抱着为张将军复仇的心情去轰炸去扫射的。
1943年春某一天，我奉命去轰炸汉口江汉关日军军用物资仓库。这次出击，我们基地共出动B—25轰炸机9架，每架飞机都挂有500磅重的炸弹6枚。我是右分队的右僚机。另有战斗机P—40、P—51两架随伴左右，负责在上空掩护我们。在湖北西部的老河口上空会合后，我们以130度方向越信阳，过长江后至江西九江，即转向汉口直飞。在快到达武昌上空时，我们的编队更为密集，以便集中火力轰炸。当我们到达汉口上空时，日军的高射炮猛烈向我机开火，但是因为他们射击的高度偏低，炮弹都在我们的下方爆炸。虽然敌人炮火如此猛烈，但我们完成任务心切，还是在高射炮火密集处的轰炸目标上方盘旋。这时长机炸弹的仓门打开了，我们所有各机的炸弹仓门也打开了，9架飞机上的50多枚炸弹像下水饺般地一齐向目标投下，霎时间大火冲天而起，黑烟滚滚，直冲霄汉高达数千尺。我知道这是日军的汽油库被我们击中了，内心无限欣喜。这时，掩护我们的我军战斗机，摇动机翼，各自脱离;我们这些负责轰炸的飞机也加大速度，脱离队形，各自返防。当我们经过四川巫山上空时，透过蒙蒙薄雾，隐隐看到巫山十二峰罗列下方，我觉得巫山神女似乎在向我们表示祝贺，并庇护我们胜利返航。
1943年夏，据报日军有两个师团约6万余人将增援豫西对我发动进攻，其运兵路线一为平汉线，一为陇海线。这两条铁路线上的郑州及中牟铁桥如予以断毁，当可阻止日军增援豫西的行动，从而减轻对我军之威胁。不久，我们接到了命令，指示我们三中队派机3架，每机各挂1000磅炸弹3枚，去轰炸中牟黄河大铁桥。这一任务虽然光荣，但危险也很多。三机编队，长机人员全为美国人，左右僚机则全为中国人，我在右僚机。起飞之前我们在作战指挥室听取简报，情报官说，日军在铁桥附近配备许多防空武器，应特别注意;作战官也指示我们，进入铁桥上空前必须先行消灭日军之地面火力，要单机超低空全速通过并投弹。
我们登上飞机，很快便到达了目的地。当我们进入投弹航路时，友机P—51型一批战斗机除在上空掩护我们负责轰炸的飞机外，另有两批战斗机轮番低空扫射日军地面防空火力，以协助我轰炸机执行任务。此时，我轰炸机以超低空全速进入投弹，同时，机上的前、上、侧3个方位的机枪，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以压制其火力。铁桥快到了，马上要投弹了，我心里在想：只要飞机一有异动，我们同机5人都要高升一级了!所谓“高升一级”，是按空军规定，凡作战阵亡者要追赠一级。成仁取义，只在这几秒之间，然而幸运得很，投弹后我安全通过，回头爬高时眼看铁桥被我炸了3个大洞，直径好几米，我知道我获得了成功，我今后还有打击敌人的机会，真是高兴万分。于是我即刻返防。在我们飞过平汉铁路线后，发现长机尾部冒烟而继续爬高，知道他们负了伤，不久在我战区跳伞。另一僚机，因油量限制，降落在陕南安康空军基地。只有我所架驶的飞机安全返航。下机后我检查了一下我的飞机，尾部竟中弹27处，全是敌人的地面火力射击的，幸而均非要害，否则我可要真正地“高升一级”了!
欢呼胜利
1945年8月，我由四川被调往湖南芷江空军基地，任务是炸射粤汉铁路沿线日军及其交通补给线。这时我国空军已掌握了制空权，日军已基本不敢在白天活动，行动多在夜间。针对这一情况，我机也须在夜间出动。夜间出动与白天大不相同，飞高了地面目标不易辨认，飞低了怕飞机撞在山上。从湘阴到衡阳沿线多为丘陵地带，最高点衡山也只有900米，这些不算太高的山丘给低空飞行带来许多不便。尽管如此，为了完成任务，我们也只有冒险低空炸射，可战果却并不怎么辉煌。
8月14日晚饭后，我机上人员装束已毕，全部登机，我试车完毕，待命出机。正当我请示塔台起飞时刻，忽然昕到芷江城内鞭炮齐鸣，人声鼎沸，经探询，传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我们素知日本人狡猾异常，他们经常玩弄手段诈骗我们，这次是不是日本人又在玩什么花样呢?经我们再三与塔台联系，才知道这是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消息。当时我们简直兴奋得近似疯狂，我们跳下飞机，把随身携带的水壶、救急包、防弹背心及自卫手枪，全部扔到地上，战友们自动地拉起手来，欢呼高歌，喜泪交流，直到玉兔西坠!我本为军人，不会作诗，可我回营后却辗转不能入睡，情之所至，于是套改杜甫诗日：
天外忽传敌败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战友愁何在，跳下战机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由粤汉转陇海，再转津浦回枣庄。
中日战争结束以后，虽然我昼思夜想到我们的故乡山东枣庄去探望我的白发双亲，去抚慰那片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过的土地，可是还没等我找到机会，内战便打了起来，致使后来我漂流到这台湾岛上，匆匆已50几个春秋，而今我的双亲都早已成为古人，我也至耄耋之年。每至午夜梦回，忆及中日战争时期翱翔祖国蓝天，与日本侵略军作战旧事，心潮澎湃，势如涛涌，然而我这当年反侵略老兵仍在，日本却拒不承认它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这不禁使我想起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的话，他说：“让我感到遗憾地是，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界人士及几乎所有的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希望随着时光的流逝，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埋在尘封的记忆里。但是，当他们拒绝向中国和韩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坡这两个蒙难深重的东南亚国家承认自己的罪行时，人们不能不但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李光耀先生说出了中国人民想说的话，说出了被日本蹂躏和奴役过的东南亚各国人民想说的话，说出了我这个曾为反抗日本侵略而献出青春的中国老兵想说的话。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切切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便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用意所在。
2001年6月于台北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2001年第3期，总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