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吴山脚下一处幽静的院落，张世纪和女儿生活在一起，看书、喝茶、溜达，怡养天年。
打开窗，就是树木葱茏的吴山。张世纪每天相对，常常看着看着就出了神。地处繁华，独享宁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方闹中取静的宝地;对他来说，则是一段战火纷飞的激情和厮杀。
半个多世纪前，卢沟桥事变后，就在这里，他参军入伍，亲眼目睹日军飞机在中国的上空肆意咆哮，他和无数热血青年奋勇杀敌，保家卫国。
作为亲历过淞沪战役、台儿庄保卫战，如今为数不多的幸存抗战老兵，他的回忆和青春就从眼前的这片翠绿中起飞、奔涌。
每天的相守，就仿佛那些牺牲的战友从不曾离去;每天的相望，就仿佛那些闪亮的日子从不曾黯淡。
往事就像沙漏，流走了时光，却装满了整个人生。
“当兵去好吗?”“好啊!”
1921年2月22日，我出生在浦江县郑宅镇马鞍山村。家里兄弟姐妹6个，我最大，下面有3个弟弟2个妹妹。
我爸爸叫张若光，号冰辉，在东明书院教书;我妈妈在家务农，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我上过村小，也读过私塾，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东明书院，直至毕业。东明书院很有名，整个浦江数它最有名。
东明书院毕业后，我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我伯伯在杭州做房地产买卖生意，有些人脉。我到伯伯家玩，伯伯看我没事干，问我：“当兵去好吗?”我说：“好啊!”
就这样，伯伯介绍我到杭州陆军同胞社参军。同胞社位于杭州南山路，属于汤恩伯部队。伯伯虽然有认识的朋友，还是得考试，主要考我语文水平，并了解家里情况。
当年我16岁，正是卢沟桥事变那一年。经笔试、面试，考试合格入伍后，我和战友就在吴山上的魁星阁，集中进行立正、稍息等基本动作训练。驻扎吴山上的时候，我亲眼看到日军飞机两三架一组，经常前来骚扰。杭州笕桥驻有空军部队，每次都五六架一组，勇敢迎敌。
在吴山上住了一两个月，人员到齐后，我和战友一起来到江苏昆山，在昆山中学集中进行正规训练，每天“三操两讲堂”，既学军事，又学文化。训练两个来月后，我们就补充到前线部队，我因年纪轻，个子小，被编入陆军第六师工兵营第一连。
淞沪战役的工事，就是我们做的
部队很快开拔到前线，驻扎在上海郊区南翔，挖战壕、筑碉堡、架铁丝网。白天，一般没什么事，为防止日军飞机轰炸、扫射，我和战友都躲到稻田里。一到晚上，就变得很忙，拉水泥、扛沙子，挖战壕,筑碉堡，有时还去酱油厂挑酱豆豉，做菜佐饭。电影、电视里反映淞沪战役的铁丝网、碉堡等工事，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碉堡五六个人，要做好几天;拉铁丝人多，一般二三十人，就像钉桩一样往前拉，想拉多长就多长。
驻地距铁路不远，我看见一列列火车往返于前后方之间，运输军需物资，一批批部队官兵补充前方阵地，运后方的皆为伤、亡、病官兵。其中，不少是日军俘虏。他们打了败战，失去了战时的气焰，变得规规矩矩，老实多了。
日本鬼子太坏了，我们很想上前痛打一顿，但纪律不允许，要优待俘虏。
当时，战斗激烈，但大多是在晚上拼杀，白天多寂静，似乎双方都在养精蓄锐。每天天黑后，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机关枪哒哒哒响通宵。日军停靠在黄浦江的兵舰，天天向我军阵地炮击，很危险，但我和战友从来不感到害怕。
日军攻势凶猛，还有意大利飞机前来支援。和日本飞机相比，意大利飞机更具威胁。日本飞机是俯冲轰炸，只要听到“呼呼呼”往上拉升的声音，就知道炸弹要下来了，可以及时躲避;意大利飞机不是俯冲轰炸，集束炸弹“像鸡下蛋一样”，让人猝不及防。和日本飞机相比，意大利飞机火力更大，更为凶猛。
一个连三个排，共有100多人。当时没有营房，都分散在民房居住。在南翔待了两三个月后，我们就调防了。晚上接到调防通知后，我们连夜背上行装开拔，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上海牛车多，黄泥路被压得像轨道一样，坑坑洼洼，高低不平，一路吃尽苦头。途中因河流多，桥也多，许多队伍集中行军在同一道路，起先秩序井然，人多拥挤就混乱了，以致后来争先恐后过桥时，不少人被挤倒跌入河中，桥面都“变宽”了。其实，变宽的哪是什么路，都是活生生的人。在班长搀扶下，我也是踏在人体上过了河，那种情景至今想来仍心有余悸。
撤退途中，许多战友都走散了，我们一个连，到最后只剩下我和班长两个人。班长叫唐耀明，江苏人，对我很好。我人小走不动了，班长就背我走。我能活到现在，和班长的救命恩情是分不开的，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
途中，饥饿难忍，我和班长走进一座荒弃的小庙找吃的，找到一盆不知何时的剩饭。我和班长顾不得饭都馊了，捧着盆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那种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出了小庙，见日军飞机飞在低空，我和班长毫不畏惧，各自以步枪、机关枪瞄准射击。不知何故，日军竟不敢低飞扫射还击，盘旋一通后逃之夭夭。
我们没日没夜地走，天天走四五十公里，走到江苏宜兴，才找到我们师部。归队后，得知国民党部队以战事需要为名，已经撤退了。此后，部队经浙江、安徽等地，一直走到江西湖口，才坐上大轮船到湖北武汉，驻汉阳一带。
清扫台儿庄战场
1938年春夏之间，在武汉整训半年多以后，我所在的部队奉命开赴山东，参与台儿庄战役。
这次不用行军，而是坐火车到枣庄，下车后直赴前线。在枣庄，我首次看到铁制的枕木，很好奇。因为我们江浙一带的枕木都是木制的。
在我们部队奔向前线的同时，有条平行的道路上，大批难民正与队伍反向而奔，男女老少，肩扛手提，行色匆匆，啼哭声夹杂其中，其状甚惨，让人更添了杀敌的勇气。
部队分散驻扎，我和连部官兵入驻的村庄距台儿庄不到一公里。在村庄附近一碉堡处，我看见一个老人倒在地上，旁边摞着一担饭菜，刺刀扎在胸口。老人应该是给鬼子送饭的，鬼子撤退时怕他提供情报，故被刺刀刺死。鬼子的残暴令人愤恨。
进入村庄，在我们入住的房内，一进门就看见被鬼子刺死的尸体。近门处一男子，床前地上一妇女，床下一儿童，后门处又一男子，后门外一少年，同一屋内五具尸体，个个都被刺刀刺死，男的扎在胸口，女的扎在下身，惨不忍睹，和现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我们的任务是炸碉堡，清扫战场，消灭负隅顽抗的日本鬼子。我们的排长姓岳，才一起吃晚饭，饭后带四五个人去炸碉堡，却再也没有回来。同时受伤的，还有一位战友。岳排长因为冲在最前面，不幸中弹牺牲。
日本鬼子鬼得很，不到跟前，一直装作不知道。走到跟前，就机关枪拼命开火，躲闪都来不及。
台儿庄战役期间，每天枪声不断。非常幸运，我没有受伤。只是有一次，在驻地时，一发弹片从我头顶飞过，落在地上。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摸起来一看，哇，好烫，原来是弹片!
在前线打扫战场，很少见到被我们打死的日本鬼子。据说，只要有可能，他的同伙都会想办法把尸体拉走。
我在台儿庄待了个把月的时间，战斗结束很快撤退至武汉，住在黄冈。就在这个时候，我因为腿痛不会走路，请假回到了浦江家乡。
和吴茀之等一起在重庆开饭店
回到浦江没多久，我约了十几个伙伴一起来到湖南湘潭报考军官学校。为了筹集路费，我瞒着父亲变卖家门前的田地，换了50元大洋做盘缠。
谁知，等我们赶到时，考试已经结束，同来的伙伴都打道回府，我不敢回家，就一个人到广西投靠在当地开兵工厂的亲戚。约一年余，我来到重庆，报考国民党后勤军需学校。
学校一年后，分配在重庆财政部门工作。因看不惯国民政府的腐败，三个月后，我又回到军需厂工作，直至抗战胜利。
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很多人逃往重庆大后方。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重庆碰到张世禄、吴茀之等人。
张世禄是浦江籍著名画家张书旗的哥哥，是中央大学的教授。我爸爸是张书旗的同学，当年一起就读于金华七中。两人关系很好，张书旗送给我爸爸很多他画的画。
当时，张书旗已经去美国了。通过他哥哥，张书旗也有画送给我。
在那个时候，吴茀之已经很有名了，他很老实，也很有情义。我让送张画给我，他答应了。我开玩笑：“你不给我画，我不和你搭档打麻将。”他说：“好的。”
他说到做到，很快就拿了一幅悬挂中堂的菊花画给我。可惜，这些画和一幅米芾的字等许多宝贵的东西，都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很多人不知道，我还和张世禄、吴茀之等一起，在重庆开过饭店呢。
饭店请了厨师，每个月，我们四个股东可以免费吃一次，其余吃饭都要付钱，但只付成本。
饭店开了两年左右，地处中央大学旁边，原本生意很好，豆浆来不及做，就兑自来水。后来，抗战胜利，逃在重庆的人大多各自回家， 饭店的生意一落千丈，很快就关门了。
张世纪近影 李艳摄
日本投降，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我做梦都想不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
当天，我在寝室听人说日本投降的消息，不相信，特地跑到厂里证实。每个人都高兴极了，到处都在放鞭炮庆贺。我买不到鞭炮，就拿着脸盆，和同事、朋友一起“敲锣打鼓”，兴奋得一个晚上没睡。
这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
抗战胜利后，我转至上海被服总厂工作，上校军衔。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历经波折。后放弃上海户口，回浦江做农民。
我们全家原本都是上海户口，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时，民警再三让我“考虑考虑，以后迁回来很难的”。我没有犹豫，还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回到了浦江。
妻子是我在重庆时认识的。两人同在一个厂，她学历比我还高，跟着我从重庆到上海，再回浦江，相濡以沫一辈子。她也活到95岁，今年正月去世。
我们生了8个孩子，现在还有3个儿子3个女儿，最大的儿子今年70岁，最小的女儿50岁。
我的很多战友，都已离开人世，台湾还有一位健在，比我大一岁，我们每个月都要通一次电话。当年，我有好几次机会可以去台湾，因嫌国民党太腐败，我选择留在大陆。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是，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我上过战场，打过日本鬼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