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的一天，钱伯荪要我护送一位负责人到根据地去，学委的大顾与小顾两位女同志也随行。约定当天下午，在先施公司商场与那位同志见面。我在先施商场踯躅等候，老钱陪同一位壮实、胖胖的中年人来到了，称这位是“老刘”，名“刘浩然”。
钱伯荪介绍后便离开了。我与“老刘”步出商场，在人行道上逛南京路。我悄声告诉他这次要走的路线，是由淮南路东交通站安排的，地下交通员舒忻已从根据地出来领我们去。上海——浦口——来安县张家渡，这是一条新辟的交通线。据说，这条线路安全、快捷，途中少有日伪军警，张家渡渡口也没设哨卡。浦口离张家渡仅25华里，在张家渡摆渡，对岸便是新四军的部队驻地。
我又谈了设想：为了应付敌人，我们同行的五人组合成一个“家庭”，浩然同志年长，称为“舅父”，余下四人组成两对假夫妻，如遇上日伪军盘问，就说：“是到来安县雷官集找詹八太爷的。”又向“老刘”介绍詹某是当地大地主，有名士绅。刘浩然点头，连声说：“好，好。”
我嘱咐他要带好良民证，只能带些随身行李和少量香烟，贵重物品一律不要带。他以商量的口吻问：“我有支派克金笔，写顺手了，可以随身带去吗?”我沉思一下点了点头，他高兴地微笑起来。
对于被护送的同志，在临行之前，我们都要进行气节教育。虽说他们是有多年斗争经验的同志，但我要对神圣的工作负责，再老的共产党员，不也该警钟长鸣吗?漫步在南京路上，引发起对“五卅”反帝斗争的追思，我便涌泉般地向“老刘”说开了：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在“五卅”斗争中，为我们的工人、学生的鲜血所染红。我从当年的反帝斗争谈起，直谈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光明在望，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必胜，共产主义必胜。”这便是我的结论。话锋一转，我又提到抗战已进入艰苦的持久阶段，特别在上海，日本人占领了租界后，有斗争，就有牺牲，因而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当国民党审问方志敏，软硬兼施地诱降时，方志敏大义凛然地回答：“我今年三十六岁，已作准备，只活三十六岁。”我赞颂英烈时，自身也受到感染，迸发出一股自我牺牲的激情，便慷慨陈词：我们去根据地的途中，要经历风险，一定要沉着;遇有情况，要灵活应对;万一被捕，要有共产党人的气节，宁死不屈。
“老刘”仿佛也动了情，神情严肃，认真地说：“我们应该向先烈学习。”
中秋前夕，我们一行五人上路了。
火车晚上十时半开出，旅客七时半进候车室。伪警虎视眈眈，在入口处逐个查验旅客的良民证，翻箱倒笼地检查行李，吆喝着，咆哮着，恣意用鞭子抽打着无辜的旅客。两个钟头过去，熬尽磨难，方到检票处。
检完票，我与同行的小舒忻撒腿就奔上车占座位，好在我俩年富力强，总算使大家入座。火车启动，车厢内逐渐安静下来，旅客渐入梦乡。浩然及大、小顾也已闭目养神。我的思想上那根弦绷得更紧了，双眼环顾四周，关注着同志们的安全。
车抵南京从浦口摆渡，一路绿灯，顺利通过了盘查。
在浦口镇，有黄包车可乘。按原定计划，我们分两批去。舒忻陪同刘浩然，小顾先行，我和大顾随后。不料舒忻与黄包车夫讨价还价，一时围住不少车夫，高声叫嚷：“你们到哪儿去?”耽误了时间;我与大顾没有同黄包车夫还价，坐车就走，反而跑到舒忻前面去了。
改变了既定计划，我心里老觉不踏实。迟迟不见“老刘”他们的黄包车，深怕引起敌人注意。我竖起耳朵听，直到后面车子赶上，方安下心来。
途中情况发生变化，路上险象环生。每隔几里路就有日伪岗哨，每一岗哨，有盘有查，既看良民证，又查行装。每到一岗哨，我先给伪军递几包香烟，算作买路钱，使尽全身解数，周旋应付。但令人焦急的是，迟迟不见后面的车和人。
车到张家渡，我不由一怔：原先说渡口没设岗哨，可在堤岸上，已见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伪军官，带领十几个伪军正在巡逻。渡口，已卷起险恶的波涛。虽说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可我应该首先考虑到政治交通的责任：定要对“老刘”他们负责到底!
形势逼到这一步，别无选择，我只能沉住气，硬着头皮挽着“妻子”款款向渡口走去。
“你们要到哪里去?”伪军官上前阻拦，厉声喝问。
“我们从上海来，到雷官集镇找詹八太爷去。”
“你们找他干什么?”伪军官咄咄逼人。
“詹八太爷与我家是世交，这次奉父命，与内人从上海来，想托八爷谋个差事做做。”
“难道你们不知道，河对岸就有新四军，很危险!”
是进，是退?是却步不前，还是迎着敌人进击?一个灵感的闪光在我脑中展现：闯过河去，迎着敌人进击。我主意已定，回头找大顾商议，和她咕噜几句后，不慌不忙地对伪军官说：“我内人说，要是那边危险，干脆回家好了。但又想到，既然来一趟不容易，好在过河就到詹八太爷家了。他家大业大，问题不会太大，我们还是想去碰碰运气。”我一口气说出，毫不卡壳。我又主动将事先准备好的日伪机关人员的名片递了上去，显示自己并非等闲之辈，是个兜得转的人物。伪军官接过名片，仔细看了一遍，似乎解除了对我俩的怀疑和戒备，看看我们的服饰，人样，摆摆手放行了。
河面狭窄，我与大顾上了渡船，没几分钟，就到达彼岸。刚踏上岸，我对大顾耳语：“快!找新四军去，解决险情要紧。”说完，我们甩开大步，如飞似地奔跑起来。
路口，一名雄赳赳的新四军战士边拦阻，边严肃地问道：“你们为什么跑得这么急?要干什么?”我们见了他如见亲人，喜出望外地说：“请带我们见首长，有急事相求。”那位战士看看我们的打扮，保持着高度警惕，将我们送到新四军某连连部。出来接待的是该连的指导员。他听完我们的汇报和请部队支援的要求后，当机立断，下令队伍准备出发。他有把握地说：“没问题，假使他们胆敢扣人，部队将采取措施，命令他们放人。”
队伍出发了。蓦然，我们眼睛一亮，刘浩然、小顾、舒忻三人迎面走来了，几乎与我们撞个满怀。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我们又会合了。
原来是刘浩然的大将风范、胆识机智和丰富经验，才化险为夷的。
当天，他们还未到渡口，就遇到刚回大队部的一伙伪军，没盘问几句，就将他们带进伪军大队部，危险至极!
刘浩然不亢不卑，柔中带刚，当听到对方是山东口音，便说：“咱们是同乡人，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今天，他乡遇乡亲，交个朋友算不得晚吧!来日方长，低头不见抬头见!”他将统战工作做到汪精卫的脚下了。
他将一条羊毛毯及香烟分送给伪军官及其下属。这一切，伪军官们一一笑纳，便对来客礼送出境。
也许，这个伪军官人性尚未灭绝，还能听得进劝说;也可能对来者身份将信将疑，又震慑于新四军的军威;或者，想为自身留条后路吧，就睁眼闭眼地把客人放行了。
当天傍晚，我们抵达雷集镇交通站。刘浩然主持开了个检讨会。他对交通工作上的问题，如缺乏警惕性，遇到敌情变化仓促应付，没能灵活运用策略等作了严肃的批评，使我深受教育，心悦诚服。
翌日，我们到达淮南路东六合县境竹镇集交通站。姚溱、陈先、俞敦华、赵卓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祝贺我们脱险归来。交通站负责人姚溱悄声问我：“你知道‘刘浩然’是谁吗?”我答：“大概是一个负责的领导吧!”姚溱笑着说：“他是一位20年代在苏联参加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现任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的刘长胜同志。”
“他就是刘长胜!”我不觉欢呼起来。我为与他风雨同舟一趟而感到幸福，也为我曾在南京路上班门弄斧，向省委领导进行气节教育而脸红。
我找到了老刘，他听完我笨拙地诉说自己的无知与幼稚，并向他表示道歉后，他哈哈大笑起来，爽朗地说：“同志，你做得很对，讲得很好，我都被你说得感动了，就是长了一些。”
这天晚上，正是中秋之夜，我与长胜同志同睡在草铺上，望着窗外明洁的月光，沐浴在幸福的回忆里。我们倾心地交谈着，彼此忆过去，讲现在，也谈明天与事业。同志心，手足情，使人仿佛有着一种血缘亲情;我们谈生活，也谈做人，谈得海阔天空，又那么投机。这夜，我那颗鲜活激越的心，仿佛插上了翅膀，飞翔起来了。我高兴得真想翻上几个筋斗，两眼望着圆圆的月儿，想着淮南的山山水水，慢慢地进入了美妙的梦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