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1924年，海盐县沈荡镇人。自小在上海生活，从当学徒开始，逐步靠拢进步组织，认识了韩西雅同志，经其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在迎接上海解放时积极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解放后党培养了自己，还担任许多职务。
一、童年当学徒，追求进步
在十六岁(1940年)那年，我去上海“新大茂”布店当学徒，那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布店因时局不稳，经营不善，不到三年就倒闭了。我就去了一家有日本商人参股合办经营纱布的商行工作。在商行中，我结识了韩西雅，他是嘉兴王店人。因为我有两个姑妈婆婆嫁在王店，所以对王店镇，有特别感情。他比我大二三岁，后来成为我思想进步的好友与导师，也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见多识广、知识丰富、待人和气，而且身上有一股别人没有的正气，如有的店员见了老板的面就低声下气、卑躬笑迎，唯有他见了老板面却仍然纹丝不动地坐着，没有低三下四的举动，所以我就佩服他，接近他。
二、靠拢进步组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益友社在上海市黄浦区，曾先后设在天津路和梅白格路，是店员工人活动的主要场所，特别是益友社的图书馆，早在1938年就成立，有藏书14000多册，借书者多达三四千人，图书馆设主任、干事，都是业余义务服务。在韩西雅的引导下，我成为了图书馆干事，主要任务是观察前来借书读者的政治倾向，对思想进步的读者介绍一些比较进步的书给他们，如鲁迅著作，解放区出版的小说等，同时也要警惕敌人破坏。我们每周开一次碰头会，对读者进行分析，图书馆成为精神食粮的宝库，也成为发觉积极分子的窗口。除了益友社图书馆外，还有诊疗所、补习学校、托儿所、理发室、女友部缝钮组、舞蹈组、康乐组等，另外还有各行业的干事会，如医药、照相、印刷、舞厅以及衣着(绸、布、衣、时装、西服、呢绒)等行业的干事会。在1948年夏天，衣着干事会曾发动为行业同人打防疫针、种牛痘等防疫活动，后来衣着业还获嘉奖，得到奖章一枚。许多青年在参加益友社活动中都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
三、光荣入党，接受更大考验
1943年后，因为时局不稳，商店不景气，许多商店都关了门，大批青年失业，我便回到了乡下，当时在家乡海盐沈荡镇小学当上了义务教师，并把自己剩下的家业，大米20石，土地20多亩，悉数捐给了时任沈荡小学校长、进步青年朱聚生所办《生报》，给学校买一套学生用的军乐队用品，以作资助。
其间，我与韩西雅保持联系往来。1947年5月，在韩西雅的授意下，我又回上海“均隆布号”工作，这时老韩在黄浦区老大沽路老同兴酱园当会计，他安排我到河南路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补习商业簿记，同时介绍我去找高云樵同志。当时高不在，由黄埔同志接见我，在该补习学校学习，当结业时，我曾考上该班第一名，又被推选为年级同学会主席，老韩很关心我，有时也来“均隆布号”看看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学习。
1947年8月的一天，老韩打来电话，要我去老大沽路同兴酱园，说有事商量。我去后，他首先对我讲了当前形势，说共产党撤出延安是临时性的，并说鲁迅先生也要求参加共产党，最后说，经过长期考察，对我申请入党问题，组织上已经同意了。要我写一份自传，从三代开始写到目前为止。不久，老韩通知我，上级已经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候补期为一年，从8月起计算党龄，并一再叮嘱，不能对任何人讲入党的事，也包括父母妻子等，万一被抓，也不能承认。从此，我便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更加积极地工作，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1. 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保持与党的密切联系。不久，韩西雅同志因工作关系离开上海，通知我今后由一位姓董的人来联系，并严肃地对我说，他是领导人，必须尊重他，同时约好接头联系暗号：他来找我，“要买40码四君子哔叽布七匹”，我要回答他“龙头细布是40码，四君子哔叽是30码。”这样才算接上了暗号。
韩西雅离开上海后，我日日盼、夜夜盼，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正在焦急时，有一天终于等来了一个陌生人，经过接头后，才知道他不姓董，而是曹世军，也是嘉兴王店人，现在上海明光制造厂工作，有时也做跑街(推销员)。经这次见面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去推销棉布、被单，谈话大多是讲当前形势和工作等。有一次，他对我说，老董约我见面，地点在城隍庙一个亭子里，经曹介绍后，他向我问了一些情况，谈了当前形势，由于我心里一直盼望见到的这位神秘人物，一见了面心里真有点紧张，所以当时所谈主要内容也真的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对我说，以后仍由曹世军与我联系。后来老董偶尔也来均隆布店看我，记得有一次晚上老董来看我，正巧有个邻居青年也在，当时这个青年看样子一时还不想离开，想听我们谈话，这时的老董双眼炯炯地紧盯着他，逼得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走了，老董又问起这个青年的情况，我也说不清楚。老董对我说，有时候对待这种人要有威严的态度才能慑服他。又有一次老董来找我，说有一笔党费问我能否保值。因为那时正值物价飞涨时，我回答说，如果先买定货(付定金)，后买现货，物价上涨可以保值。一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蔡东园同志。
2. 得到情报，两度避难。1948年夏天，韩西雅同志来找我说，根据组织上获得的情报，经过分析，明天晚上，全上海要进行一次查户口行动，组织上已通知他迅速离开上海并约我同去嘉兴王店，这样我们当天就到了王店。因为一天时间很无聊，我们第二天决定去嘉兴南湖痛痛快快玩上一天，那时我们雇了一位船娘，老韩喜欢唱歌，我因从小爱游泳，当时就在南湖上畅游一番，两人白天做了逍遥客，晚上重返上海。
还有一次，我离开益友社活动没有多久，老韩突然找我说，在立信补校联系的积极分子邱国良到哪里去了?我说好久未见了，韩说他已被国民党抓进去了，从监狱中寄条子出来，要我帮他背个铺盖去，幸好自己人发现，老韩要我离开上海两天，暂避一下。我与弟干果成借探亲去了浦东三墩镇舅父家。第三天回上海打电话与老韩通话，经组织分析估计没有大的牵连，便重回均隆布号工作。
3. 举办展览会，做好应变准备。1948年10月上海举办“工商事业生活展览会”。当时，社友部负责人马则先同志尚未离开上海。我配合他向程公章同志借了一只照相机，一起到嘉兴王店附近农村拍摄了土纱土布的生产过程。
12月，又举办了上海“米市展览会”。从米的品种、产地、米行业供应等分五个部分内容，揭露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抢劫民间财富，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号召社友团成员团结起来共度难关，巧妙地运用合法条件，推动集体储米、储煤、储腌货等，以应对时局的变化，贯彻我党对解放上海前后要稳定人心、安定局面的政策。
4. 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解放军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敌人为了垂死挣扎，对上海采取更凶恶的恐怖政策。上级党组织为了保护同志，同时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做准备，把一批安全受到威胁的老同志接到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并建立益友社地下党组(团)，党组书记是韩西雅，陈秀菊为组织干事，我担任宣传干事。后有陈秀菊任书记，我任组织干事，胡润松为宣传干事，后又增加了杨承歧、哈炯磊两位同志。当时我又接替马则先同志负责社友部工作，同时也在图书馆开展活动。
5. 组织募捐活动，支援解放战争。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原有一大批老同志已经撤退，第十一届募捐规模很大，是历史上取得成绩最好的一届。共募得经费26亿元。有社友15000余人参加，而这次十二届所募的是供迎接上海解放的活动基金。我们组织社友8000余人，决定借八仙桥青年会礼堂，采用简单动员，演些小型节目即散会，我们称它为“微募运动”。当时韩西雅要我出面上台作动员(因我是社友团负责人)，同时告诉我动员讲话后，要从后门立即离开。为此我认真作了准备，总算完成任务，讲完话后，就立即离开，反觉会令人猜疑，所以我决定讲话后先在前排坐定，待节目演出时，我装作小便，由后面悄然离开会场。
6. 组织新春大联欢，首次撤离益友社。农历新春按例年年要搞联欢活动，当时有陈秀菊、杨承歧、单思堂和我共四人建立领导小组，由陈负责，在梅白格路益友社社址，当时属国民党新城警察分局管辖，我小时候一起念书的好友王雷在新城分局当便衣警察，此人要求进步，我们关系很好，我平时通过他了解一些情况，如抓了些什么人，关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枪，如何打法，如何保管等等，他都能如实告诉我。当时估计有一批有三青团背景的人会来捣乱，经大家商量后，由我邀请王雷参加这次联欢会，必要时请他出来压压阵脚(即打打招呼)。在这次联欢会上，这批人果然出来捣乱，我请王雷出来劝阻了，在我送王雷回去的路上，我问起他，他们(国民党)对益友社的看法。他老实告诉我，“上级认为益友社可能是赤色组织，这次他来是请示上级同意后才来的”。我趁机对他说，如果你们要抓益友社的人，一定要告诉我，他点头表示同意。过不了几天，我晚上从益友社回到均隆布号，在远离社门较阴暗的地方发现有几个人影向我靠近过来，同时有两个小流氓站到我对面，向我挑衅，说我打人，我估计情况不对，紧走几步，向南京路成都路新城分局靠近，并壮着胆说，你们来来来，就这样，给我避掉了这一劫。此事我向韩西雅同志禀报后，就决定要我撤离益友社。
7. 建立职工协会益友社分会，为武装斗争做准备。1949年3月，在中共益友社党组(团)领导下，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职业界益友社分会，由陈秀菊负责联络，邵慧芬、杨承歧负责总务，俞靖生、郑尧赓负责组织，李尊模和我负责宣传，秘密吸收了经过多年锻炼、团结在党周围的益友社各个部门及各行业委员会所属的积极分子为职协会员。他们后来大多是人民保安队的骨干，少数被党吸收为地下党员。
8. 继续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上级党组织决定为了迎接上海解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发展党员。韩西雅同志对我说，“在棉布业积极分子多，党员少，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也可以发展新党员”。这样我就首先发展了徐肇本，淡伯仟、汤义广、浦玉润四人为新党员，间接又发展了朱竞华、钟瑞南二人。淡伯仟同志还发展了钱伯润、陈文达二人，都是在包大华同志同意下发展的，最后四人在解放后我才作为入党介绍人办理了组织关系。
通过这次大发展，终于打开了上海最大也是封建控制最严的三大祥之一的宝大祥，也是官僚资本的中纺门市部，他们的党关系不属我联系，但他们的人民保安队仍由我联系，这些新党员都是人民保安队的中队长、中队副。
9. 建立人民保安队，为上海人民站岗。在筹建人民保安队初期，韩西雅传达了上级指示，要我们做好武装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准备，经过我考虑后，向他禀报，第一步先夺取上海证券大楼(该楼的后门正对均隆布号，我经常串门而过)。门警的枪支他们用的是大号左轮枪，一学就会，得手后，第二步，夺取新城警察分局的枪支，他们用的是英国马牌手枪，也容易学会，而且通过王雷的配合，估计容易成功，唯一的条件，要真枪一支以防万一。同时还谈了学徒时遇盗窃，土匪多把手伸在长衫袋里，不见有枪的方法可以借用。当时老韩同意这个方案。
过了一些时候，老韩又来传达上级指示，解放军要求上海主要保持接管实力，为接管上海做好人员准备，取消武装配合解放上海的计划。
韩西雅再次来传达上级指示：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可能有两次战斗：一是在人民路(原叫民国路)一仗，国民党军退入苏州河北岸。二是沿苏州河再打一仗，然后在吴淞口乘船逃跑。同时内部已得到消息，国民党已通过杜月笙等流氓头子布置五万流氓，趁上海真空时出来搞打砸抢，破坏上海秩序，还说党正在争取杜月笙留下，要求我们抓紧把人民保安队组织好，在真空时间，抢在流氓之前，维持治安，防止破坏，并明确益友社为总队，我负责第一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小队。布防地址是从人民路外滩向西到西藏路沿北苏州路一带，因我们这个大队队员，大多由南阳桥、金陵路、福建路、北京路一带布店店员参加，基本按路线纵横组织起来，当时我要求组织上提供步枪20支，轻机枪一挺，卡车两辆，以便造声势，沿路布防确保完成任务，老韩答应供给。到了5月25日下午，我们都全凭木棍代替武器，按原规定布防站岗，维持秩序。
这一天，我们看到没有警察站岗，火车站全是伤兵游勇，当时听到三声单响爆炸声后，我们都纷纷往天津路老社赶去集中待命，进去一看，好多久未见面的老领导都来了，有老董(蔡东园)，韩西雅，俞靖生(他是益友社人民保安大队的总队长)，我们一大队中许多中队长也来了，他们正在赶印人民保安队的臂章，大家热情沸腾，终于迎来了解放的这一天。
四、上海解放，投身经济建设
解放以后，参加了工会干部短期培训班，聆听了陈毅等领导的报告，在市总工会还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很有劲。他说，国民党说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管经济，不会管城市，长不了。他说让我们管五年，五年管不好，我们就自动让位。真是气吞山河，掷地有声，对大家鼓舞很大，至今不忘。
1949年10月，我当选为上海棉布业工会主席，上海衣着业工会副主席后，组织上安排我去全国总工会学习，由大队长赵茅兴、陶志泉带领我们去天津全总干校，当时干校讲师有苏联派来三位导师专家，当翻译的是林伯渠儿子，同时还有李立三主席、艾思奇等人的报告。学习结束回沪后，先后任职上海总工会组织部的巡视员，店员工会业务部部长。
在上世纪50年代，我在市委工业部先后有幸见到了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邓小平等领导人。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后，我恢复原职，被调到上海市建筑五金公司，任党委副书记、经理，工资从十六级升至十四级，连升了两级，临离休前，又被调到室内装饰集团公司任经理，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装饰行业是个新兴行业，所以当时赵紫阳总理来上海时，亲自参观我们公司举办的展览会，由我向他作了汇报。当时我已5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