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骑着在七亘村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战马回到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图片)
徐向前元帅之子徐小岩中将21日在《参考消息》撰文纪念父亲在山西抗战的经历，文章称，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文章内容如下：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了贡献的革命先烈们。父亲是个军人，由于终年行军打仗，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多。非常有幸的是，他保留下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日记。每当我翻看这两本只有二寸见方、纸张泛黄、代号满篇、字迹个别处已经模糊的小日记，就好像看见了父亲驰骋在当年的抗日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半月，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编第115、120、129师。据此，毛泽东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需要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关于八路军开进路线、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供应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8月29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要动员山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乡亲们，大家来抗战
9月5日子夜，父亲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乘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安排的专列，前往山西省会太原。两天之后，父亲同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从太原到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到父亲和周恩来等到来，戎装整齐，满面春风，热烈欢迎。阎锡山早就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五台人，毕业于黄埔一期，曾就读于他兴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又在河边村(阎锡山家)川至中学附小教过书，还是远房亲戚。阎曾对部下说：“徐向前缺弹少粮，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有剿垮，反而损兵折将，这样的军事干才，晋才晋用就好了。”在周恩来说明来意，介绍来宾之后，老乡见面自然寒暄了一番。因为大敌当前，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尽快入晋参战，故各项合作事宜都谈的比较顺利。在谈完之后，阎锡山还对父亲讲：“徐向前呐，回太原一定要看看你的校长赵戴文，次陇(赵戴文字次陇)很想和他师范的高材生攀谈攀谈。”
父亲回到太原，赵戴文邀请父亲到家中做客，这时赵老先生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山西省战时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他最关心的是太原能否守住。父亲向他讲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建议他真正把山西的老百姓组织好，下发武器，武装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赵老先生很受感动。在赵戴文积极推动下，山西省“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很短时间就建立起来了。在太原沦陷后，有相当一批“人民武装自卫队”转入我党我军手中，成为坚持抗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大战来临，太原已是人心浮动，大家都十分关心时局。本来不好应酬、交际的父亲这时每天每个小时都安排的满满的：校友会、座谈会、同乡宴、群众集会等等。父亲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全民动员、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坚定山西乡亲们抗日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
中秋节前，父亲在太原正忙着抗战的各项工作，周恩来说：“向前，快过中秋了，回家去看看老人和乡亲们吧。”他看到父亲顾虑眼前的工作多，离不开，就又说：“五台山战略地位重要，是我们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基地，你去宣传全民抗战的思想，乡亲们更容易接受，也是为将来开展工作做准备嘛。”办事干脆的彭老总也讲：“一定要回去看看嘛，现在就去。”并让供给部拿来60元钱，买了一点吃的和用的，让父亲带回去孝敬老人。9月16日，父亲坐上彭雪枫从阎锡山那里借来的小汽车一大早就出发了。到了东冶镇，下车步行，看见前面有个老汉，背着东西步行，蛮吃力的，追上去一看竟是爷爷。父子两人就这样相会了。这时奶奶已经去世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棺材还摆放在家中，父亲在奶奶的灵前磕了三个头。父亲到家里，村里顿时热闹起来，亲戚、朋友、同学奔走相告，都来看望。中心话题自然是抗日，看到国军节节败退，大家十分担心国家和家乡的命运。父亲向乡亲们讲了全民抗战的道理，动员大家参加抗战工作。在父亲的号召下，村里的青年纷纷参加了抗日工作，父亲带出去的两个亲侄儿后来都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首战告捷
129师出师抗日前线，正逢忻口战役。忻口是山西省会太原的北方屏障，利守难攻，在大同会战失利后，再丢忻口，太原难保。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忻口。日军投入精锐师团并利用其空中优势猛攻忻口，卫立煌部及晋绥军八万余众奋起抵抗。129师奉命直插敌后，扰其补给，寻机歼敌。129师先遣部队769团进至忻口以北百余里的代县苏郎口村时，发现大批贴着太阳膏的敌机在低空飞来飞去。经侦察，找到日军机场，这是阎锡山两年前才筹建的机场，代县失守之后落入日军之手。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飞机都停在这里。当时，由于既无中国空军迎战，又无高炮射击，所以日机轰炸、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嚣张无比。
摸清情况之后，769团首长决心尽快敲掉这批飞机，支援忻口守军。陈锡联团长决定769团三营为突击部队，这支部队素有“夜老虎”之称。陈锡联团长把攻击时间选在午夜，扬我军优长，力争速决。为了保证初战必胜，副团长汪乃贵亲自率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几个干部，化装成机场的民工，在鬼子的眼皮下面进行详细的侦察。
当夜，赵营长率领十连、十一连，悄悄地摸进机场，到达距飞机仅30米处，鬼子的哨兵才发觉，赵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根据战前预案，战士把一捆捆的手榴弹，送到飞机的肚子里，随着一声声巨响，火光冲天，停放在机场的24架飞机全部报销了。突然的攻击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在消灭了一百多名鬼子后，三营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其他打阻击的部队也迅速转移，鬼子重兵扑来只见一堆飞机碎片。在激烈战斗中三营长赵崇德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据时任陆军十四军军长兼忻口战役左翼兵团指挥李默庵将军回忆，当忻口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每天在空中轰炸的日机，突然不见了，嚣张的鬼子兵没有了空中的依靠，我军的仗好打多了。蒋介石得知这个战果后将769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鏖战晋东南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而我党提出“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决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山西建成抗击日寇的根据地，华北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于晋东南地区。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129师首长决心抓住战机，再打一个大的伏击战，牵制向黄河一线进攻的日军，坚定人民的抗战意志。
这时，刘伯承师长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少将以上的将领会议。邓小平政委和父亲商量将设伏点选在涉县到黎城之间的响堂铺。3月30日凌晨，部队冒着霏霏的春雨，急行军赶往所选战场，午夜时分，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了预设的伏击阵地，只等鬼子送上门来。这次伏击战由769团和771团担任主攻，772团打援敌，父亲将前指设在769团处，位于后狄村的小山坡上。
31日晨8时，日军第14师团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携四百余人的掩护兵力，向我设伏地区开来，200多辆汽车足足拉开了十华里。这条“长蛇”首先爬过771团的伏击阵地，徐深吉团长紧紧盯着鬼子车队，当鬼子已经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一声令下，所有伏击部队一起开火。鬼子的长蛇队，被切成无数段，响堂铺成了一片火海。驻扎在县城的鬼子知道车队被袭，急忙赶来救援。772团早已等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地形，予以痛击。经过半日激战，全歼了这支日军车队，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人们在响堂铺村村东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从1937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调集了十个联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史称“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决心打其一路，断其一指，攻击对象选中由武乡退往襄垣的较为孤立的日军117联队。陈赓旅长率386旅连夜出动，急行军九个小时，猛追这股日军，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
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了1000余人返回救援。因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未按计划阻击该方向的日军援军，使这股日军逼近了长乐村战场，战至下午5时，我军主动撤离。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余人。在这场战斗中，772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壮烈牺牲。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在华北敌后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1937年11月11日，即太原沦陷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危局，统治者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父亲回到了养育他的家乡山西，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父亲在山西战斗生活了236天，1938年4月26日，奉命率部向冀南进发，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人物小传】徐向前，1901年11月生，山西五台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长征中，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右路军总指挥，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革军委委员，八路军129师副师长。1939年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校长。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十八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至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作者简介】
徐小岩，1947年生，1968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第二炮兵司令部通信部副部长;总参谋部通信部指挥自动化局组织计划处处长、指挥自动化局局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部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97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2006年7月晋升为中将军衔。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