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初，黄桥战役胜利结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力在陈毅、粟裕同志率领下继续东进、北上，准备饮马串场河。
10月8日，我们到达营溪一带宿营，先行进入海安镇的粟裕派参谋来向陈毅汇报，说韩国钧老先生和当地各界代表倡议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陈毅将军及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汇报时，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也在场，陈毅便和我们几个人商量。他高兴地说：“怎么样，老钟，你就辛苦一趟，再跑30里路，连夜跟粟裕同志共同安排一下吧，明天大队人马进城，可以搞得热闹点，扩大影响嘛。把司号班集中起来，奏奏军乐，但要告诉部队，进人新区，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注意军风纪，不要打了胜仗，就犯骄傲的毛病!”
当时，党中央多次指示我们：解决苏北问题主要依靠陈、粟部队和南下八路军密切的战略配合，在战役指导上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中原局也曾一再强调：解决苏北问题对建立巩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抗战，推动和争取全国时局的好转有决定意义。现在我们向东、向北移至海安，正是执行中央指示精神所采取的步骤。当时海安是一个富庶的市镇，交通便利，而且位于十字路口，是个军事要冲。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泰州、南通、启东四县的顽军和海安以西以北韩顽主力的联系，北可以直指东台、盐城;西可及曲塘、白米、姜堰、泰州。海安是迎接八路军南下会师的最理想的地点。怪不得指挥部的作战命令中这样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从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看，1940年10月日军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东南亚，与德寇侵犯非洲相呼应，急欲解决中日战争，巩固南进后方。为此，日方加紧对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的《皓》电，限我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妄图引我入瓮，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同时又以汤恩伯、李品仙等30万大军压向华中。在这种形势下，韩顽怕新四军北上与八路军会师，我们能够进驻海安，无疑是一个大胜利。
二
lO月9日下午3时许，苏北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部队，到达海安西南五里庙附近休息待命，整理军风纪，准备参加入城仪式。
最先迎接我们的是先期抵达海安的粟裕、钟期光同志。他们扼要向陈老总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随后，部队即迈开雄赳赳的整齐步伐向海安镇进发。虽然经过大战和行军，指战员们一个个仍然精神抖擞，伴着嘹亮的军号声，迈开大步前进。
到达西门一座木桥时，管文蔚、黄逸峰、朱克靖、陈同生等同志以及海安商会会长、国民党区长等各界代表，早已迎候在桥头。韩国钧老先生因病不能步行，特意乘黄包车在西街等候。陈毅身穿灰布军服，足蹬黑布鞋，神采奕奕，分外潇洒。陈老总一如往常，对韩老先生执后辈之礼，并一再说明黄桥一仗是我军被迫反击自卫，事非心愿，把原来持有“不偏不倚”态度的韩老先生说得连连点头，抱怨韩顽不守信用。
陈毅会见各界人士，同他们一一握手，又向沿途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所到之处，激起阵阵欢腾。喜悦的人们摩肩接踵、翘首踮足，争相一睹陈、粟将军的丰采。
进驻海安后，苏北指挥部机关就设在东寺庙(现海安中学内)。陈毅和叶飞、管文蔚、惠浴宇等同志，在朱克靖陪同下拜访了韩国钧老先生。其间，经韩老先生再三邀请，陈老总才住进韩公馆南厢一座清静的院落。
韩老先生的宅第就在海安镇上，是灰瓦多进的老式平房。它的客厅却很别致，建筑在三四尺高的平台上，有门连着本宅。这座客厅很讲究，柚木结构，呈长方形，南北宽五六米，东西长十多米。三面有窗，窗上有雕花窗格，地上铺细花瓷砖。客厅外，西南北三面都有走廊和栏杆围绕，屋顶呈半园形，酷似火车车厢。客厅外是小小的花木庭院，有棵高大的广玉兰，另有些大盆景，曲径幽香，十分雅致。在海 安，或者说在苏北，这样精致的建筑是不多见的。
陈毅向韩老先生陈述了黄桥决战的经过，说明这一战役是韩顽一手挑动的。他表示，大敌当前，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一致对外，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这番话，观点鲜明，是非清楚，充分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韩老先生口服心服。后来，他们以诗词书法互酬，关系十分融洽。记得韩老先生第二次写给陈毅的对联是：
暴雨袭神州，哀鸿遍野，
刚峰镇巨浪，砥柱中流。
三
新四军来到海安，四乡群众纷纷前来慰问。鸡、鱼、肉、蛋等慰劳品接连不断送到部队、机关和医院。镇上的妇女抢着为指战员缝衣洗被。街上三家浴室免费招待抗日将士洗涤征尘。
10月10日，八路军南下先头部队胡炳云团进抵盐城以南，与新四军王必成的2纵队在东台以北的刘庄、北驹间会师。这喜讯是通过东台的民用长途电话直接传来的。
这次会师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苏南和苏北部队的大会师。久别重逢，大家有数不尽的战况要交流，有说不尽的思念之情要倾诉。当时，整个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东台是韩顽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已被我军进驻;黄桥一战，韩顽败退兴化，士气低落，我若乘胜前进，不难攻占其老巢兴化，使他在苏北再无立锥之地。然而，陈毅经过缜密的考虑，根据党中央多次指示，在反摩擦斗争中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同意韩顽通过韩国钧、李明扬向我求和的要求，不再采取军事行动。
陈毅的考虑是十分明智的。他经过多次与党中央、中原局、新四军军部以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电报往还，说明现实情况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他是这样考虑的;我党我军总的目标在于坚持团结抗日，韩顽虽然一贯顽固，反共意识根深蒂固，但我们此时倾全力消灭韩顽，反会引起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的恐惧，不利于争取他们，也不利于坚持抗战。再则，黄桥一战，我军有损伤，亦相当疲劳，有待休整，加上水土不服，霍乱痢疾，亦须认真对待。韩顽虽损兵折将，但尚有2万余人，若此时攻打兴化，他势将背水一战，利用水网地形作困兽之斗。如果把韩顽消灭，则汤恩伯、何柱国等拥有30万兵马的国民党军队就会插手进来抢地盘，取韩顽而代之。所以，此时我军应暂停进攻韩顽，稳守已有阵地，利用有利时机，迅速进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工作。
四
黄桥决战之后，我军虽没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但敌顽我斗争依然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韩德勤不甘心黄桥决战的失败，收拾残部勉强拼凑了2万人马，又在山东南下的霍守义112师的支援下，不断对我们进行骚扰，妄想东山再起。日军经过“坐山观虎斗”，对我在其心脏——苏中地区的胜利，异常惊恐，不断增加兵力。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团结、改造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孤立、打击韩德勤的残余势力。陈毅为了消除李明扬、陈泰运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新四军与李、陈部队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请黄逸峰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面，组织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担任统战任务的外围军，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苏鲁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1940年10月10日，经苏北指挥部批准，“联抗”司令部在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任司令员，李俊民任副司令员，周至垄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派张孤梅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国民党江苏保安1旅3支部队各抽1个连组成，再吸收一批参军的爱国青年，收编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共约1000余人，编为4个大队，分驻海安、曲塘、白米以北一线。
“联抗”建立以后，在白米、曲塘以北的农村担任游击作战任务。在共产党领导下，“联抗”进行了整训，清洗敌对分子，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民族意识教育、阶级教育、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教育，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一年后，刘少奇曾在军部对“联抗”连以上党员干部作过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外围军的作用，肯定这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创造。“联抗”可以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去完成主力部队一时尚不能完成的特定任务。陈毅也说：“你们名义上不是新四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来改造部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持统一战线，要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联抗”部队的建立和发展，在兴(化)东(台)泰(州)地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联合李明扬、陈泰运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团结地方爱国士绅合作抗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五
10月的某一天，我在陈毅处看到一份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大意说，如果能在苏北地区召开一次有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及新四军、八路军代表参加的各界和平会议，将对建设苏北根据地起很大作用。中央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的意见。刘少奇可与陈毅会合，布置一切。
当时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仍在皖东半塔集，大约于10月底才率千余干部抵达苏北阜宁东沟地区。在这期间，陈老总出席了在曲塘召开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与各界著名人士、工农代表、各抗日部队代表共同商定了“苏北各部队团结抗日的临时办法”和“基本改造苏北的办法”。韩德勤拒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
抗敌和平会议前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不大、影响不小的事。黄桥决战时淹死在水里的89军军长李守维的妻子通过韩国钧、黄逸峰两位向我方疏通，想收回李守维的尸体。陈、粟首长当即应允，并令人用棺木装殓，交她运回兴化。此举不仅使李守维的亲属感恩不尽，也在老百姓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人士交口赞誉共产党、新四军宽宏大量，通情达理，不愧为仁义之师。
我军进入海安地区不久，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猬集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的各路国民党地方武装，如保安第1旅、南通常备旅、游击第6纵队、工人总队、实业保安团等等，纷纷派出代表与我们接头，表示愿意接受新四军领导，而暗中仍与韩德勤保持联系。鉴于该区日军仅400余人，而国民党军队却有3万之众，社会情况极其复杂，陈、粟首长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团结、争取、改造这些国民党地方武装。于是，他们派陶勇、刘先胜率3纵队进入通如海启各县，协助我地方党、政接收各县政权，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还在如皋县掘港镇成立了江苏省第4区(沿用旧制)抗日游击指挥部，委季方任指挥，刘先胜任茸II指挥。正如同志们唱的那样：“同志们呀加油干，一直打到东海边。”这就拉开了开辟黄海之滨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六
1940年11月7日上午10时，在海安中坝北面串场河码头上，陈毅、粟裕同志和党政军机关干部、战士正热烈欢迎刘少奇、黄克诚等同志到来。那天，既是俄国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又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1周年纪念日，刘、黄、陈、粟几位首长聚会于海安，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首长乘坐的“怡丰”轮，拉着汽笛声，刚在码头边停靠。陈毅等同志就热情走向舱口，和少奇、克诚同志等紧紧握手。看着这激动人心的会师场面，我的眼眶涌出了泪水。码头周围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少奇同志面容清瘦，但神采奕奕，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跟我们一一握手问候。他虽然只有40来岁，但鬓发中已有根根银丝。克诚同志身材修长，戴着近视眼镜，颇有儒将风度。
当天下午，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粟裕主持会议，陈毅致了欢迎词。在会上，少奇同志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演。他的热情讲话，使整个会场自始至终沉浸在胜利会师的激奋之中。
少奇同志临时住在由“中山堂”改成的海安区公所会议室。这小小的四合院还算素雅宁静。刚安顿下来，他就开始了忙碌紧张的工作。
一天，他在住所听完我对苏北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即对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问题，作了很重要的指示。他说，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逆流，投降与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局部反共内战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所以，苏北部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虽初具规模，但还要作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发展，抵抗日寇、汉奸及顽固派对我的围攻，迅速建立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斗争，抑制时局逆转。少奇同志还提出，可以考虑建立军政党委员会来统一军队和地方党政工作的领导。
在谈到政权工作时，少奇同志说，新四军、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宣传、发动各阶层人民积极起来参政，担负起政府的工作，为国家民族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样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
少奇同志的教诲，使我至今难忘。那次谈话后，他还吩咐秘书刘彬，将随身带来的许多文件、文稿拿给我看。并说，搞地方党工作的负责同志，首先应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理解和掌握有关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政策。刘彬给我看的有《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等几本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以及有关中央文件，我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对如何建设解放区，特别对彭德怀、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华北解放区的实践经验，有了较深的了解。我觉得少奇同志的许多见解是非常难得、极其宝贵的。事实上，它对日后苏中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都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我们初到苏北时，由于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方面，还不太懂得如何收税、征粮。记得在皖南时，部队领国民党政府的粮饷，是不必自行征税、征粮的。总之，我们熟悉的，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用没收富豪钱财解决红军游击队的粮饷给养。对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政策，既缺乏了解，也无实践经验。身在鱼米之乡却吃了一年多的苞谷、大麦，许多同志把肠胃都搞坏了，我也常拉肚子。其实在苏北根据地，大部地区都产大米。后来随着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深入发展，普遍建立了政权，有了民政、司法、税收、征粮等办事机构，部队和机关吃饭、给养等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
七
11月中旬，在海安镇召开有14个县代表参加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宣布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个会议是建立苏北根据地抗日政权的标志，也是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会上，少奇同志作了题为《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详尽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主施政纲领。他指出：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广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权;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二五减租;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肃清贪污盗窃行为，提倡廉洁奉公的作风。会上各界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对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更是赞誉不止。
少奇同志在海安的时间不长，但他还在繁忙中抽空视察了部队和指挥部、政治部、区党委各机关，亲切地进行慰问，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在区党委机关的一次集会上，少奇同志又一次对我讲根据地政权工作的重要性，他打比喻说，没有根据地，好比没有家，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坚持不下去的。根据地的建立，军队是支柱，此外就是政权和党的建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军队和政权，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在少奇同志即将离开海安时，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批准成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叶挺同志，代总指挥为陈毅同志，政委刘少奇同志，参谋长赖传珠同志。从此整个华中大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任命传达后，同志们欢欣鼓舞之余，又有点依依难舍之情，那是因为总指挥部设在距海安300多里外的盐城，与我们朝夕相处的陈毅等老首长也将与少奇同志联袂赴任，与我们分别了。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都害怕新四军与八路军打成一片，使共产党控制的苏南、苏北，又与鲁、皖相连。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消灭我们，或至少要让陈、粟大军滞留在(南)通如(皋)靖(江)泰(州)一隅之地，发展余地不大，久而自灭。陈毅同志离去，正是革命大局的需要，工作有大发展的朕兆，这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但从个人的感情上说，我从十几岁起就跟随他一道工作，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遣离情别绪。
那天，我去韩公馆南厢小院与陈毅、张茜同志话别，张茜正在打点行装。靠南窗的红木书桌上放着陈毅题赠少奇、克诚同志的一首七绝。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题目是《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陈毅见我不象往日一样有说有笑，便语重心长地说：“怎么啦，不会想不通吧?我们近几年不常见面，现在又要与你这位老战友暂时分手了。阿丕，说心里话，我真有点舍不得啊!”接着又说：“现在可比1936年冬梅岭被困写《梅岭三章》时要好得多啊。如今革命形势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我这个司令员也是一个棋子，革命需要把我放在哪里就得去哪里。我们的分别是暂时的，不久定会再见。不说什么伤感话吧。韩紫老借给我的一副云南子还在这里，我们下盘围棋吧。最近我对执黑走星位小飞挂角这一着，又有新的创造，正想实践一下，以后就怕更不得闲暇了。&
当时我的阅历尚少，有些重大问题处理起来还需要首长手把手地指点。渡江以后，接二连三碰到过许多重大决策，首长们都给我做出了示范和榜样。我感到自己的思想要跟上形势的转变和发展，就得努力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遇事多独立思考，多向同志们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