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1年秋，接任陆军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二六一团第七连连长之后，率兵先后参与晋南抗战。至1942年5月，日军南进攻占越南、缅甸后，继之向我云南西境之芒市龙陵进犯，并有日军千余人已冲过怒江惠通桥进攻保山县境。值此国局危急关头，我又率连随师乘汽车从重庆连夜驰赴云南保山县怒江东岸，猛烈迎击来侵日军。予以重大打击后，日军受创乃龟缩怒江西岸，筑城固守，防我反攻，并切断中缅、中印两条公路，断绝我国抗战外援，从此我与日军隔江对峙。
此时我正率第七连防守怒江防线最南端的打黑渡阵地及江防，在守备此地时三次击退日军偷袭，受到上级嘉奖。至9月中旬接奉营团长指示将防务交由第八连接替，我连作好渡江准备，于10月3日早晨5时，15名渔民将5架竹筏从密林搬运至三江口渡河点，随后我于5时30分率全连官兵120人及粮弹等到达渡口。6时，天露曙光，即令先遣排登筏西渡，推进至山腰占领阵地，掩护全连分两梯次渡江。渡江后我听取便衣队员及线民的情况报告，参考敌情、地形作出行动决定：蚌渺至芒市间多为高山峻岭，而且山谷纵横、丛林密布，易于隐匿行踪和游击，以此地区为我连游击基地。
我连于10月9日推进至囊洒附近时，日军已派兵分头进占怒江西岸各渡口，对怒江全线严密封锁，同时日军自黄亭坝、龙陵城派兵三路，分头向怒江西岸攻击前进，其目的是要将我连闭锁于怒江西岸而歼灭之。如此一来，我连从此与上级长官完全失去联络，形成孤军奋战的局面。为因应此一危局，我决定采取“远避敌锋，乘隙进击”战术，不馁不畏，寻机进攻。我连于10月13日开始，逐次夜袭日军要点：芒市飞机场、龙陵封家坡、张金山、黄草坝、广林坡及日军左翼派遣中队等目标。尤其是10月30日拂晓设伏奇袭日军左翼派遣中队时，给敌造成高度惊恐和轻度伤亡，从此日军提高警觉并加强对我连分头追击。我为避免伤亡及减缓日军之进击行动，乃远离龙陵日军阵地，潜入遥远的深山密林中隐匿行踪，休整队伍，筹谋下一阶段的游击计划。
休整了20多天后，我连于11月底离山向龙陵和滇缅公路以北地区挺进，以出其不意的奇袭、设伏等战术，对敌军小部队、后勤车辆、小型据点等展开攻击，有时以班排为单位，分头对多处目标袭扰，使敌人应接不暇。
12月9日傍晚约6时30分，我连乘阴雨天穿过密林向据守打黑渡的日军侧背奇袭，日军仓皇应战，待其进入阵地后，我连已撤入密林。12月28日傍晚，日军运输车四辆行至一山坡前，我连予以伏击，各车被袭停于路中，待日军下车应战，我连迅速后撤。过元旦后，2月10日夜，我连又乘雨潜进滇缅公路南侧山脚密林中埋伏，奇袭日军运输车队。
我连于2月12日傍晚在蚌渺村西二里处，出乎意料地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第一一三联队第三大队第一中队(由俘获敌军文件中得知此一番号)遭遇，经我前进搜索班与敌接触时以步机枪猛射以阻其前进，同时向我连主力报警。当时我连为避免与敌正面作战，就迅速退入二坝头深山，日军追至半山，即退回至蚌渺村住宿。我判断敌人必以为我连胆小怕战已逃入深山，故明早离开村子时会粗心大意疏于戒备，这正是我连埋伏痛歼敌人的大好机会，我召集班排长研商次日设伏袭击敌人的计划。
我连于13日晨在一处隐蔽、易于攻击的山坡上埋伏，等到7时10分，日军以两路纵队队形毫无戒备、大摇大摆地出现了，当行至我连火力范围内时，我发出信号弹，全连官兵发挥最大火力猛打日军。在短程5分钟内发射枪弹3000颗、枪榴弹50颗、手榴弹120颗，在一阵狂风暴雨的袭击后，日军除后尾的8、9名士兵逃脱外，其余近百名官兵全部被击毙在我阵地前。战斗结束，我连迅速撤离，经清点我连阵亡两名士兵。后来我连便衣队士兵和当地居民打扫战场时清点日军遗尸103具，缴获步枪、机枪、手枪95枝，以及钢盔、骡马、弹药、文件等。
这次战斗后，我派两组便衣回怒江东岸找上级报告。随后，我连奉命于2月26日回怒江东岸休整，将缴获物品上交上级，得到嘉奖。这时我才得知，当怒江各渡口被日军严密封锁、我们与上级失去联络5个月后，军部以为我连全部牺牲，曾举办了庄严的追悼大会，云南各报亦曾以显著标题予以报道。现在我连凯旋而归，我军长官大喜，设宴庆功，而云南各报又以头号标题大加报道。这“死而复生”的奇事，令我终生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