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紧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从此，中国抗战全面展开。中国抗日慰劳总会在上海成立，会长何香凝委托革命女作家、慰劳总会理事胡兰畦组织一个妇女战地服务团，赴淞沪前线帮助军队抗战。胡兰畦在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招募一批学生和我这个女教师为团员，取名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团长就是胡兰畦，团员都是风华正茂的姑娘，平均年龄19岁。
服务团从事慰问前线军民，演抗日戏、唱抗日歌进行宣传，发动、组织群众帮助军队抗战。1937年10月5日晚上，我们告别何香凝，乘一辆军用大卡车奔赴嘉定前线钱家宅18军军长罗卓英部队驻地。我们一到战地就穿上军装，成为飒爽英姿的女兵。后来，服务团随已升任19集团军总司令、第9战区司令长官的罗卓英辗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8个省、市，行程2万里，历时3年整。在部队行军中，沿途吸收一些进步女青年，发展到40人。
广水车站遭遇敌机轰炸
1938年10月保卫大武汉之际，我们在武汉外围河南、湖北交界的广水车站侦察所。广水是河南省信阳县的一个镇，战略地位很重要，是武汉的门户。当时广水车站已遭日机多次轰炸，到处都是断垣残壁。这里的路轨是随炸随修，火车不能停行。一天早上，我们正在铁路线上侦察，忽然敌机飞临上空。胡兰畦团长高声大喊：“快!散开!”我们急速向铁路两旁奔跑，看到有利地形就卧倒隐蔽。我仰头看见十多架敌机排着宝塔形飞得很低，它们俯冲下来，许多炸弹随之落下爆炸。敌机飞走了，我连忙站起来，拍去身上厚厚的泥土，高喊：“团长!郑惠珍!金敏玉!亚芬!定堡!”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同志们的呼喊声。不远处被炸起坟堆似的泥土里有人在挣扎，大家走拢去扒开泥巴，原来是郑惠珍!她被埋得比较深，如果再晚些，恐怕会被活埋了。这时，胡团长猛吹哨子大喊：“集合!”大家纷纷聚拢来，“立正!向右看齐!报数!”出发时23个人，报数也是23个，一个也不少，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团长很高兴，说：“这次遭遇敌机轰炸，飞得这么低，目标很明确——炸路轨，路轨都被炸得弯弯扭扭翘起来了，而我们只不过被埋在土里吃点灰土罢了!真是万幸啊!我们天天跑步锻炼，学习军事课，懂得飞快隐蔽，才取得保存自己的胜利——一个也不少。”大家欢欢喜喜地列队走回驻地去。
洞庭湖上惊险一幕
武汉失守后，我们奉命撤退到长沙去，去长沙要经过面积3141平方公里的洞庭湖。我们服务团数十人，还有上海下来的童子军、军乐队等非战斗部门，100多人，在杨秘书的率领下，乘坐一只小火轮，下午三四点起锚，驶入辽阔如海的洞庭湖。小火轮开得很快，几乎追上一小时前开走的友军小火轮。
开到湖中心，忽然听到后面有嗡嗡的敌机声，我们的船遂开到一片芦苇丛中隐蔽起来。我们看到敌机群径直向前面距我们约300米的小火轮飞去，轰轰轰轰丢下许多炸弹，只见小火轮上空烟雾弥漫，水柱冲上天空，小火轮慢慢沉了下去。这时正是夕阳西下，渐近黄昏，敌机未发现我们的船，就飞回去了，真是又躲过一劫啊!
入夜，在弯弯的月亮照耀下，我们坐在船舷边上，簇拥着团长，谈起白天的一幕还心有余悸呢!从武汉招募的16岁姑娘周文南搂着团长的肩膀，伤心地哭起来：“差一点要看不见妈妈了……”团长劝慰她说：“我们不会被炸死的!这不是第二次大难不死吗?再说，看不见妈妈，不是还有我吗?”团长是年39岁，她真像我们的妈妈一样，生活上、思想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成长，特别是对年龄较小的周文南、尹卜驹、郭立言三个16岁的小妹妹。看到周文南哭起来，大家含着的泪水也夺眶而出，听了团长的一席话，大家又破涕为笑了。
小火轮突突突地向长沙前进!我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找桥镇打扫战场的噩梦
武汉撤退后，我们在安徽、湖南(1939年上半年参加国共合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半年)，尤其在江西北部驻扎时间较长。我们每到一个驻地就办妇女识字班，组织妇女洗衣队，为伤兵洗衣，组织儿童团，教唱抗战歌曲，为部队演唱，开设诊所为驻地老百姓治病。全国慰劳总会宋庆龄、何香凝不断从海内外寄来药品给我们，足够为群众治病的。我们还编辑大型墙报《战鼓》，张贴在城镇大街上和驻地，还演出抗战戏剧慰劳军民。
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团长胡兰畦患疟疾，到大后方重庆治病去了。1940年初夏，第5、第9战区在枣宜会战。罗卓英部配合在赣北前线与日军作战，打了胜仗，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服务团全体女兵和当地军民都欢欣鼓舞，正等着开祝捷庆功会。
但是，罗部虽然打了大胜仗，因为不是奉命抗战，非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褒奖，反而受到“无组织无纪律”的批评。罗部官兵因此情绪低落，战斗结束四五十天了，打扫战场这样的大事都无人问津。天气日渐热起来，快要入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赣北一带就会漫延瘟疫，危及老百姓和部队。罗卓英去重庆开会，秘书长罗柏麓作主，竟派服务团去执行这一无比艰难危险的任务。他说：“服务团不是不怕苦、不怕死吗?让她们带收尸队去打扫战场好了。”由于他要抢识字班一个漂亮姑娘当小老婆，被我们向罗卓英告了状，使他没有得逞，便怀恨在心，乘机打击报复。他早就怀疑服务团里有共产党，只是没有证据，他曾派40名战时干训团女团员(都是三青团)来服务团，名为充实服务团力量，实为监视我们，可是她们怕苦怕累，不守纪律又不会工作，最后都灰溜溜地走了。他的怀疑没有错，服务团里的确有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是陈毅1938年冬在皖南歙县为我们组建的。共有16名党员，胡兰畦也是中共党员。
团长不在的情况下，队长胡瑞英(地下党支部书记)接受了这个原本不应该由女同志做的收尸工作，她动员团员们为了争口气，说明我们就是不怕苦、不怕死、不服输的。有23名团员和两个连的士兵，共300多人，由支部组织委员任秀棠带队，前往打扫战场。
我们先来到中心战场找桥镇，立刻闻到臭气熏天，街上尸体纵横，有鬼子的，也有我军的和老百姓的，可见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任秀棠马上集队宣布：“打扫战场的任务比我们想象的艰苦得多，有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但是，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要做好。烂了的尸体只有铲在箩筐里，抬到镇外较远的山上去掩埋;要挖坑5米以上深埋，才不致发生瘟疫。”我们没有口罩、手套和任何防护工具，完全靠赤手空拳实干。我们身上在流汗，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
休息的时候，士兵们把铁锹、扁担、箩筐……甩在一边，大发牢骚：“他妈的，老子在战场上拼命打鬼子，现在还要给他们收烂尸，咱不干了!”我们连忙集队唱歌慰劳他们：“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劝导他们打扫战场是为老百姓。支部委员郑惠珍临时用民歌改编成顺口溜《你们都是大好佬》，唱道：
“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打败了鬼子，还要来给鬼子收尸，你们都是大好佬!大好佬!大好佬!好事做到底，百姓得安康。你们是顶刮刮的大好佬!你们都是真正顶刮刮的大——好——佬——!”
我们齐声合唱，唱了一遍又一遍，唱得士兵们难为情地笑起来，反过来夸赞我们：“你们女兵才是真正顶刮刮的大好佬呢!”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士气也高涨了!
我们回到镇里再去搜索一番。我在镇旁一条清澈的溪水里看到一具我军士兵的尸首，他的上身已经被飞禽走兽啃得只剩骷髅和一副肋骨，下身泡在水里倒是完好的，却肿胀得把军裤、绑腿和鞋子紧紧贴在身上;他大约是受了重伤到溪边来喝水，却死在了这里，真叫人伤心，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淌下来了。
我和张荻秋走进镇上一座白墙黛瓦的房子，一到里屋不由得惊叫起来!一个年轻的妇女吊死在床梁下，两个四五岁的孩子一竖一横被刺刀捅死在床上，惨不忍睹。还有三个鬼子的尸体横陈在床上，看样子是被我军打死的。
我们把小孩尸体抱了出来，放在箩筐里,抬到镇外山上去掩埋，还通知士兵去处理屋里的其他尸体。
每天傍晚，我们在小溪边用席子遮拦洗了澡，洗干净沾满脓血和腐尸的脏军装。我们在镇旁空气稍好的一间大房子里打地铺睡下，许多同志好久睡不着，有的即使睡着片刻也做着噩梦，说着梦话，有的忽然一跃而起，惊叫醒来。
这样干了几天，打扫完找桥镇，在镇里撒了石灰消毒，然后转移到甘坊、九仙汤等村、镇的战场上去。
我们在战场上开伙，管总务的柳秀娟在帮厨，监督卫生，赶苍蝇，可是苍蝇实在太多了，赶也赶不完，叮过腐尸的苍蝇又来叮我们的饭菜。我刚盛了一碗饭，然后去拿菜，那碗白米饭立刻叮满了苍蝇，变成“黑饭”，我只好扒掉“黑饭”再吃。菜汤里也往往有死苍蝇，捞出来也照样吃。我们吃着苍蝇叮过的饭菜，喝着浸过尸体的溪水，一个个病倒了，有的病很重，周文南、金敏玉、李惠英和我都发着摄氏40度以上的高烧，迷迷糊糊，是用4副担架抬回罗总部的。
经过治疗，我们的病逐渐有所好转。不幸的是，周文南的病转成伤寒，罗总部没有特效药，眼看着她一天天衰竭下去，胡瑞英、任秀棠日夜轮流看护，都没有用。最后，亲爱的小妹妹周文南，终于离开了我们，年仅18岁。我们一个个顿足大哭，全团同志沉浸在悲痛中。我们为周文南举行了追悼大会和安葬仪式，罗卓英也来参加了追悼大会。我们在战地三年中，多少次敌机轰炸没有炸死我们，山洪暴发涉溪过河，没有淹死我们，冒着敌人的炮火救护伤兵，没有打死我们;打扫战场，却伤害了我们最亲爱的小战友周文南，我们怎么能割舍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啊!
在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时刻，罗总部有些心怀叵测的人拿着《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在窥探我们的行动，还派那些战干团女团员监视我们。我们在这里已无必要，我们不干了!于是，地下党支部派组织委员任秀棠以看病为名，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请示李克农主任，要求撤出罗总部。以前多次请示上级党组织要求撤离罗总部，都为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未获批准;这次李克农听了我们的倾诉，立即批准了我们的要求。
我们在纪念“战地三年”后，打了个报告给罗卓英，说我们在罗总部工作已经整整三年，没有请过一天假，成绩斐然，现在身体都较差，要求请假三个月到后方探亲和休息。罗卓英碍于情面，觉得我们请假休养合情合理，况且，周文南打扫战场牺牲，应该加以宽慰，就批准了。
这样，中共地下党支部带领16名党员和8名进步青年，于1940年底之前先后到达桂林。经李克农介绍，分头、分批地去延安八路军和皖南新四军，到自己的革命队伍去继续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