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在东台县白驹镇同南下八路军会师，打开了苏北广大地区敌后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党中央发展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重大战略部署的主要组成部分。当国民党在1941年1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因而抗战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刻，我党中央就在新开辟的苏北根据地，重建了新四军军部，在华中各地编组了七个师和军区。新四军第一师驻在苏中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如西(如皋西南部)、泰县(泰州东南部)、靖江四县，是第一师第一旅驻在地，于1941年3月，组建为苏中第三军分区，设立了苏中第三行政专员公署。4月，中共苏中第三地方委员会组成。从此，在这块面积约1.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255万(均含敌占据点和边沿区)的沿江平原上，在敌人先后设下的112个据点和如网的封锁线中，党领导人民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斗争和民主政权建设。
苏中三分区出版的地委机关报《江潮报》，创刊于1941年7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办成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特色的、在根据地和敌占区都有影响的地方党报。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底到1943年初，人员曾从30人精简到只有11人，转战穿插在敌人碉堡封锁线之中，坚持出报，扩大发行，并从四日刊改为三日刊，成为党领导全区人民坚持斗争的旗帜，受到当时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华中《新华报》的社论表扬。在华中地区，曾被称誉为“北有《拂晓报》、南有《江潮报》”。在大后方西安举办的油印报展览会上，同新四军四师地区《拂晓报》一起得到很高评价，并曾介绍到国外去，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毅力和克服物质困难的最具体表现”。
二
1941年春节，如西行政公署(后改为县政府)文教科长曹衍正同志得到小学教师卢殿岳的报告，我军东进时击溃的国民党反动军保安四旅有一架收报机埋藏在沈港子附近。曹立即派人把它取了出来，又找到了闲散在家的原电台报务员汪浩等同志，动员他们出来工作。第一次就收到了延安电台新华社电讯，大家高兴极了，争相传阅。曹衍正同志自己动手刻钢板，印了几十份，地委、专署机关都来索要。于是自然形成了一份不定期的电讯稿，取名《如西报》。当时曹在县委分工宣传和文教工作，又一人兼当《如西报》的编辑、记者、誊写、油印、分发。有一次县级机关流动到东薄家湾，曹正在吃力地刻写钢板，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位书法好手，山西人李岚同志，他原是溃散的保安四旅旅部书记员，寄居在他爱人贾明同志的亲戚家。请他来试刻了一张蜡纸，宋体标题端庄凝重，魏碑小字规正挺秀，特别是笔力均匀，很耐蜡纸印刷。这份小报，有了以后人们称颂为“新四军的铅字”，更受欢迎了。这时，我是从上海来到苏北参加革命的大批知识青年中的一个，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原拟前往盐城《江淮日报》，被县委留下来分配到《如西报》。我按照铅印报的形式，设计了版面和编排方法，于是《如西报》从传单式的快报、电讯稿，改版成为十六开四版有国内外电讯和本地新闻的成型的报纸。这是苏北沿江地区第一份党的地方报纸。
1941年4月组成的中共苏中三地委，在组成时就决定办一份地委机关报，并从敌据点里弄出一架铅印机和一些铅字，刚要调集人员筹办起来，就碰上敌人第二次“扫荡”，机器被迫沉入河底埋伏起来;也搞了石印设备，但笨重的石板和效率很低的印刷工艺，不能适应当时的游击战争条件。地委看到《如西报》的出现和它的成功经验，于是决定先办油印报，在1941年6月，把发刊了三个月的《如西报》主要人马(编辑徐中尼、誊写李岚、报务员汪浩等五六人)和收报机、油印器材，调到地委，充实了领导班子和工作人员，7月1日，《江潮报》诞生了(《如西报》另外配备人员作为县报继续出版到1942年3月，以后改为通俗报《种田人》)。
《江潮报》是在当时地委书记韦一平同志和地委宣传部长柯里同志领导下，由副部长徐进同志和原在泰兴县担任区长的周静愚同志筹办的。《江潮报》出版不久调来参加领导班子的还有苏南路东特委机关报《大众报》社支部书记、副刊编辑骆风同志。初创时人手很少，我负责地方版编辑、记者、通联工作。分区司令部秘书蒋峻基同志，八岁就写出一手好字，是如皋城里有名的神童，由他挥笔写就了流畅洒丽的《江潮报》报名。
1942年底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由一旅旅长兼政委叶飞同志任地委书记。韦一平、柯里等先后调离三分区。为了加强对党报的领导，地委在1943年1月组成了有地委、军分区政治部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党报委员会，由叶飞和孙克骥同志任正副书记，叶飞同志兼报社社长，发布了办好《江潮报》的决定。
地委不断调配和充实《江潮报》这支专业队伍，随着根据地斗争和建设的发展，这支队伍包括以后的印刷厂逐步发展到几十、上百人，主要来自三方面：一、1942年底精兵简政前后，从一旅政治部及所属《斗争生活》报社、一旅服务团(文工团)和敌工部等转来的部队文化、新闻干部;二、从各县区选拔的优秀通讯员、中学毕业生中的尖子和自动来报社要求参加工作的当地知识分子;三、在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上海租界前后，从上海和国统区大后方陆续转来不少革命青年。报社电台和以后建立的铅印厂，报务员和印刷工人的主要骨干，大都是来自上海和苏南转移来的上海工人，又陆续招收了当地青年和工人。
三
地委非常重视和爱护报社这批来自各方的知识青年，并着重在斗争实践中锻炼他们成长。
地委同报社的关系很是亲密。报社在战争情况允许时，总紧靠分区领导机关流动，移驻地委附近的小村庄。报社主要同志参加地委的会议和工作活动，同地委同志一起整风学习。司令、政委、书记、专员的住房，可以随时“登堂入室”。地委领导同志常来报社看电讯、审稿件、谈工作。一次报社驻在较远的村庄——戴家堡，韦一平同志自己骑马赶来同大家叙谈了半天。各县书记和领导同志来地委，也抽时间到报社串门，谈情况、说见闻、议报道，亲密无间地叙话谈笑。常驻报社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进同志，更是报社全体同志最亲切贴心的领导人，除了主持社务，还经常给同志们上党课。
地委对编辑记者的培养，更注重在实践中考验。我作为《江潮报》最早的编辑和记者，受益最多。韦一平书记下县巡视工作，指名带我一起下去，还把我交给区委书记，带到边沿区去参加对重点户的减租斗争，回来向他汇报情况，在他指导下写稿。韦书记教导我：党的记者要亲自参加实际斗争，才能懂得实际，作出真实的报道。1942年春，国民党特务武装“忠救军”从江南北渡，侵占我靖江及靖泰边区。我曾到靖江由县委指派，化装进入“忠救军”侵占地区，寻找党组织，收集材料，取回情报，连续作了揭露“忠救军”罪行的报道。1942年夏秋，敌人在三分区集中兵力对泰兴县路南地区进行所谓“实验清乡”，对中心区反复梳篦式“扫荡”，我也曾被派随地委组织部长周山同志和分区副参谋长邱玉权同志所带的短枪班，深入到泰兴路南敌伪密集的据点封锁线中，同坚持在当地的县委领导一起参加反“清乡”斗争，写了报道。深入实际，参加实际斗争，同干部群众生活在一起，成为《江潮报》记者的传统。报社记者经常驻在敌我斗争的最前线，参加民兵训练、减租减息、冬学运动、政权建设并组织通讯网、读报组。党领导我们在群众中、在实际斗争中，真实地反映实际，锻炼成长。
四
三分区没有一块远离敌人30里以外的地方，当年《江潮报》经常流动在如西县江安区和泰兴县九区一带，全在敌人一小时内就能奔袭到的范围内。一马平川，无所阻挡，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掩护和自己的警惕隐蔽。
我们一律穿便衣，在工作和生活中尽可能不暴露目标，电台天线架设在树丛或屋檐下，连露天粪池里也不许留下当手纸用的废纸。民兵运动普遍开展之前，我们只能在一个村庄里驻扎一二天，无论敌情如何，都得在黑夜里悄悄地转移到二三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庄，否则，只要有人走漏消息到敌据点，马上就会遭到袭击。逢到敌情紧张，下来“扫荡”，就撤离“扫荡”目标的中心地区，往群众基础较好的边沿区靠，白天在一个村庄编报印报，夜里分成二三人小组，分散到附近田沟和小茅棚去埋伏，第二天清晨，各自向预定的另一个几里外的村庄集中，继续工作。在初创的根据地尚未巩固的时期，《江潮报》便是在这样“昼伏夜行”中坚持出版的。
这支队伍最引人注目的装备，是一架油印机和独轮车推来的成批白报纸。油印机一开动，是一期报纸工作的高潮，几乎全体人员都全神贯注地围在油印机旁，想法印出尽可能多的看得清楚的报纸，随后大家一份份、一卷卷地检张封发，由通信员发送到附近交通站去。每当我们悄悄地移动到经常活动的村子口，农民群众就喊“刷报的来了”。也有称我们这支新四军里不寻常的队伍是“刷申报的”(当时在文化很落后的农村，“申报”是报纸的代名词)。“刷报”，确实是《江潮报》初创时期倾注全力克服困难的重点。我们的艰苦创业可以说是从改造油印工艺开始的。《江潮报》受人欢迎的特色，包括编辑工作上的一些特色，也同油印报的条件和油印工艺的改进，有着密切的关系。
五
《江潮报》创刊到合并改组为《江海导报》，共四年又三个多月。《江潮报》在这四年多中，记载了动荡、激烈的世界历史进程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反映了三分区军民的斗争和建设，宣传了党的路线政策和时局主张，报道了党的历史性的整风运动，对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比较有力地发挥了党报的鼓动、指导和组织作用。
在同敌人进行反复激烈的政治思想舆论斗争中，物质条件如此困难的《江潮报》，在苏北沿江地区战胜了敌人，占领了新闻阵地。广大干部、教师、学生和人民群众把它作为斗争和生活的教科书，思想和工作的导师，珍爱这份报纸，按照它的话去行动。它的政治影响，扩大到了边沿区、敌占区。报纸贴到敌据地近旁，吸引了敌占区青年投身到抗日民主斗争中来。从敌人牢狱里回到根据地的同志说：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在牢狱里看到《江潮报》。敌占区人民下乡把报纸剪成小块夹带进城，伪军士兵下乡找到《江潮报》塞在子弹袋里，回去偷偷传阅。敌人越查禁，我们的报纸越珍贵，敌特务机关出价50到100元一份收买。《江潮报》影响愈来愈大，敌伪报刊在根据地、边沿区逐渐绝迹。1942年冬，如皋城的敌人只得模仿油印《江潮报》的报头、版样和字体，出版伪《江潮报》，在敌据点附近张贴，并在下乡“扫荡”时散发。但它的反动内容和拙劣的印刷，马上为群众识破而唾弃，伪造两期就断命了。如皋城郊人民拾了伪《江潮报》寄来，《江潮报》在1942年12月1日，发表题为“敌伪的下策”的短评，特地用最精致的长仿宋刻写全文，显示了我们的胜利、优越和自豪。
六
1942年春天一个夜晚，敌人又来如西县中心地区“扫荡”，我们又一组组分散埋伏到田沟茅棚中去。骆风、李岚和我三人，在一个离大路稍远的茅草屋里，躺在灶后秫秸堆上，身旁猪栏里一头瘦猪在咕咕地哼着，近处村庄群狗前呼后应地吠叫，大路上传来吱呀吱呀的独轮车声，敌人正押着民伕推着抢来的财粮在行动。我们三人谁也睡不着，低声交谈起来。在敌人“扫荡”下躲来藏去的我们，在谈什么?我们谈的竟是打败日本鬼子，革命胜利以后，自己想干什么。谈得上了劲，骆风说：“小徐，你是上海人，到那时你就回上海，把申报馆接收过来，报纸由我们来办!”敌人正在近处恣意行动，我们却在说着“梦话”。
不，这不是梦话。三年以后，《江潮报》进了重镇黄桥出版日报，接着进如皋城办起了《江海导报》。又过四年，上海解放了。我先已在上海治病，解放军刚进入市区，我急忙叫了三轮车赶到申报馆(北京路国华大楼残敌还在用机枪扫射)，上海地下党姚溱同志等已经进馆，在赶编《上海人民》报。不一会，最先随军进入上海的新华社记者李沉、秦秋谷等同志也进来见了面。接着，范长江、恽逸群等领导同志带队前来正式接收了申报馆，办起了《解放日报》。我分配到接收了国民党中央社上海分社的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那地址，也曾是日本同盟社的办公楼。当年的“梦话”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