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05年，祖籍江苏江阴“忠义之邦”，先父字鸿逆，贫农，耕读传家。当年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潮的洗礼和上海同盟会总部的影响下，父亲毅然跳出满清政权的专制控制，偷偷地剪掉辫子，秘密投奔镇江、南京和上海参加革命讲习所学习，参加同盟会活动，跟随钱大钧、缪斌等人参加推翻满清皇帝的活动，建立民国，响应武昌起义，讨伐军阀吴佩孚、张发奎等。启蒙时期的我，跟着剪掉了“猪尾巴”小辫子，戴上西瓜帽，爱听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故事。辛亥革命成功，成立中华民国，我年近十岁，略懂人事。
父母早逝后，我曾半工半读于金陵大学，党课必读《三民主义》及孙中山学识讲课，以后发展为“以俄为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改组国民党、缔结国共合作宣言，“读书不忘救国”。1919年积极响应和参加“五四”学生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声讨袁世凯，组织农民协会、工人工会，宣传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退租减息”、“反日货泛滥”等一系列学生运动。
我大学毕业前后，历任教于无锡、江阴和上海等中学师范及大学操粉笔生涯12年，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身受洋人的蹂辱鄙视，英籍犹太巨商哈同与中国夫人逻迎陵，在沪藉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侵占我土地主权之际，操纵我大量房地产自由经营，任其买卖发迹起来。所建的上海哈同花园，又叫爱丽花园，铁门上挂着“华人与狗不得人内”的牌子，侮辱我中华民族，激起我们的愤怒，组织学生抗议游行，包围上海英租界及发生深夜擒捕印度阿三等事件。
1931年5月日本侵略者制造“万宝三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下令“绝对抱不抵抗主义”9月23日在《告全国军民书》中继续要求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导致辽宁大部和吉林全省陷于敌手，黑龙江电告沦陷，日侵略军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并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剧变，迅速掀起全中国空前规模的抗日反蒋民主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北大学生首先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中国学生于1931年9月20日开始罢课，敦促国民政府立即出兵自卫，上海复旦、交大、同济等大学立即响应，22日上海各大学师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9月28日上海学生3千多人冒雨赴南京请愿抗日。当时我在上海亦教不成书，学生读不成书，义愤填膺。我们由上海去南京，一路上法西斯警察百般阻挠，他们拆铁轨断路，我们就铺上铁轨再走，他们抓走驾驶工友，我们交大师生就自己开车，大部分铁路员工出于爱国义愤是支援我们请愿大军的，以致有些人参加了我们的行列，有的师生干脆徙步进军、忍饥忍渴，餐风露宿，终于先后挺进南京，到国府路(今长江路)政府门前高挂起大铁钟鼎，上海、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其中有港、澳、台归侨和东南亚留学生等出于反侵略正义感，撞一下钟，高喊一声：“南京政府醒醒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夜以继日，吼声震天，表达国共合作逼蒋抗日的公愤。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因拒绝接见就遭学生殴打由后门逃走，学生与宪兵打成一团，至后二万多师生、爱国知识分子向南京冲涌而到，逼蒋北上抗日，把政府围得水泄不通，势不可挡。不断的吼声，逼得汪精卫(行政院长)、陈布雷(总统秘书)先后出来接见，都被我们驱哄下去，通过几天几夜风起云涌的斗争，蒋介石惊惶失措，不得不在被逼之下出来接见，乖乖地向我们请愿抗日大军写出“停止内战、保证抗日”的诺言，才告暂时中息，请愿抗日学生编送学生军事教导团，我们个别教授编人军校炮标战术研究班，身受黄埔军校传统教育。
与此同时，12月蒋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日中立区，更加激愤着各地师生改请愿团为示威团。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师生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有随行员工近四万，为举行全国青年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行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珍珠桥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血腥屠杀，30多名热血男女学生当场被杀，100多名受伤，南京珍珠桥惨案，再次触怒群愤，上海师生、工人和市民抬着死难烈士的棺材举行10万学生大军的示威游行。这时我从南京上海往返联络，上海4万多码头工人也相继举行反日大罢工，23家上海日本纱厂工人成立抗日联会，邮务、水电、纺织、卷烟、造船各业千余工会及各界爱国人士50多万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大会，在此大会上通过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全国各大城市及香港等学生、工人也纷纷发起宣言，组织游行请愿，捐募爱国捐款、抵制日货、组织青年学生军及抗日后援会等各种形式，其主流都是积极开展爱国抗日运动。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舆论界上海商报、商会、商团，纷纷抨击国民党，要求政府改弦更辙，“以对外的‘镇静’功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在反蒋抗日的浪潮中，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国民党推选元老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十九路军进驻上海及京沪线抗日，上海学生军参加十九路军并肩抗日，作出了殊死不屈的奋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