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农投戎
苗春喜生于1925年河北省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过着不变的生活：吃饭、种地、睡觉。但是日寇的入侵却让苗春喜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变化。“日本鬼子经常到村子里面抢老百姓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本来就吃不饱，鬼子一来抢就更没有办法活了。”不仅对村民家庭财产进行明抢，日本人同样如日后的国民党抓壮丁一样，会强制村中的青壮劳动力为他们挖沟修路。为了躲避日军，苗春喜不得不像村中其他年轻人一样，经常是晚饭过后就一个人跑到村外的庄稼地里躲避，或者有时候干脆搭一个棚子在外面睡觉过夜。“那时候真是恨透了日本鬼子，他们不让我们好好过安生日子，把我们逼得没有活路。”
1943年的一天，苗春喜和村中的一个同伴一起去外村赶集。碰巧碰到了一支活跃在定塘地区主要袭击敌人铁路桥梁的游击队。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苗春喜立刻抓住机会，凭借着同伴与游击队员的熟识关系，苗春喜与同伴毫不犹豫地找到游击队说愿意跟着队伍一起干。“他们看我们年龄虽然不大，但个子挺高，就同意让我们俩人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伍。”时至今日，苗春喜依然对那个没有和家人商议就做出的决定感到很自豪。
抗日征战
由于游击队的性质，即使参军的苗春喜也没能有机会穿上军装，整个队伍的人都打扮的和普通农民一样，以便于和敌人打埋伏战。就是一身便装，当时的艰苦也是现在的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我们的衣服从冬天穿上就没有脱过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每天满脑子想的是做好隐蔽、打好埋伏、抗击日寇。那时候几乎人人身上都长虱子，不能洗澡，使得大家身上都是酸酸的味道。”
“最初加入游击队时，我们的装备是很差的，我们新兵没有武器，武器要从敌人手里夺才能拿到。”苗春喜的运气还算不错，没几天他就得到了一条“冲风枪”。“那条枪只能装5、6发子弹，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能开枪的。”甚至在苗春喜亲自参加的与鬼子打的第一仗中，他在整个战斗中也没有能打出一发子弹。尽管如此，第一次背上属于自己的枪走在行军路上的时候，苗春喜的心还是激动不已。“我走在路上使劲的按着自己的枪，心里不住的念叨说‘我有枪啦!’那种心情，高兴得难以言表。”
过了不多久，苗春喜又得到了一条更先进一点的一次能装二、三十发子弹的三八式。从此之后，苗春喜开始能够真正的在战场上与痛恨的日本鬼子交战了。
一次在夜间，全连的战士集结在一起，即将接近敌人时，领导向队伍后方开始传话，方式是战士之间低声互传。“前进”，“蹲下”，“肃静……”一声声耳语在队伍之中从排头传到排尾。在这夜色漆黑的氛围中，苗春喜第一次感到了一丝微微的害怕。“我们当时既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心里没底，扑通扑通地开始跳个没完，不过真是等到枪响了也就不知道害怕了。朝着有敌人火光的地方开始射击，那时什么都顾不上了想了。”敌我双方的战斗很多时候是在对村民房顶的控制权上展开的。梯子、手榴弹、火光、房顶、机枪、手榴弹、尖叫声、哭喊声……一起构成了那个平凡小村的不平凡的战斗之夜。战后清点我军战果的时候，自己其实并不知道那些躺在地上的鬼子尸体是死在自己的三八枪下的。
光荣退伍
1945年的秋天，苗春喜参加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敌我双方都在一个村子不远的一条很长的天然道沟里行进。日本鬼子在西边，我们在东边，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位置。走着走着就撞上了，敌人先开的枪，而后我们就还击，双方就这么开始交火了。我们的增援队伍很快就到位了，敌人的枪声有些稀少了，是有点招架不住了，于是我方连长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我就蹭的一下站了起来。然后就听‘腾’的一声，我的锁骨这个位置就中弹了，当时还不感觉疼。我站起来了，可是‘当’的一下就摔躺在地上。我直直地躺在那里，别人不敢救我，否则敌人的火力就会猛攻到我这一点。后面人也在冲我喊‘不要动，不要动!’。后来我自己把扣子解开，把胳膊塞进衣服里，又看了看枪摔出去的地方，我滚到枪的旁边，把枪捡起来又立刻就跑回原位置。后方的战友赶紧迎上来抱住我，把我送给卫生员。我当时确实一点也不知道害怕，就觉得胸前热乎乎的，一看都是血。卫生员迅速给包扎上，但我眼前好似直冒金星，然后就失去知觉了。等我再睁开眼时，卫生员抬着我已经是出了十几里地了。”从此苗春喜在后方修养了5个月，而后作为伤残军人复员回到了家中。至今苗春喜的锁骨上还有一个1厘米多深的圆口子，这个口子见证着老人为了民族解放所做的贡献。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我感受最多的就是自豪，那种发自心底的自豪。我觉得自己的鲜血没有白流，受的那些苦没有白吃，看着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心里特别高兴。我只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富强。”
这是采访结束时，苗春喜老人告诉我们的发自内心的感言。
2005年0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