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训练和尚当兵 （资料图）
这些外交文件是到目前为止记载南京大屠杀期间，以及此后那段时期，唯一具有连贯性的官方记录材料。陆束屏对本报记者表示，部分资料曾长期无人问津，找到这些材料，对于他的研究来说意味着成功，但是材料中记载的血腥场面让他压抑和悲哀。
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西方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词，是希望以中立国人士的描述来证实日军暴行客观存在，无法抵赖。
——陆束屏
《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中报告：外交官抵达南京的那天之前，日本人清理掉很多尸体
1938年1月6日上午11时，由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爱利生、副领事埃斯皮等人组成的美国领事小组，几经周折后抵达南京下关，成为日军占领后首批进入南京的外国官员。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的中枢机构暂时迁往汉口办公，各国驻华使节也随之迁走。
抵达南京后，经过使馆工作人员调查，以及与留在南京的美国居民交流，埃斯皮撰写了《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的报告，由爱利生呈交给驻汉口的美国大使馆。
根据报告记录，日军进入南京后，以搜捕和“清剿”留在城内的中国军人为名，将曾当过兵或怀疑当过兵的有组织地枪杀，此外，还有“两三个或者人数更多些的小股日本兵在南京全城任意游荡，正是这些日本兵在南京犯下屠杀、强奸和掳掠等罪行，造成南京城最恶劣的恐怖”。
“我们抵达南京的那天，日本人告诉我们不得不在前一天清理掉很多尸体。然而，仍然可以在房屋内、池塘里和偏僻些的街道旁见到尸体。一位美国公民告诉我们，日本兵闯进城南一处住有14口中国人的房舍。他说见到11具尸体，其中妇女据说被先奸后杀。仅有两个小孩和另一个人幸存。前些日子，在使馆附近的小池塘里打捞尸体，捞上来二三十具身着平民服装的中国人的尸体。
“这里的外国人相信，日军占领的最初阶段，每晚有1000多桩强奸案发生。一个美国人统计，在一处美国房产里，一个晚上发生了30起强奸案。
“在进行屠杀与强奸的同时，四处掳掠的日军彻底搜索、劫掠了全城。日本兵闯入、洗劫了几乎每一栋房屋、建筑并将中意的物品掳掠而去。”
其他的报告、电报还显示，爱利生对日军的暴行以及日军对美国人财产的侵犯，一再表示出抗议，并通过多种途径向在南京的日军当局施压，由此他成为在南京不受日军欢迎的人。日本使馆工作人员福井说，爱利生过于信任美国传教士的消息，而这些消息是以中国籍雇员讲述的内容为依据。鉴于此，爱利生决定亲自调查一个案件，不料在调查过程中，爱利生却被日本兵打了耳光，此事即为发展成美日外交纠纷的“爱利生事件”。
所收录“日本兵在安全区内非法行为”材料，曾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控方证据
陆束屏介绍，埃斯皮1938年1月有关南京状况报告中，有一小部分在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松井石根时，作为控方证据在法庭上宣读。
这段历史在江苏行政学院杨夏鸣教授所著的《东京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一文中也有体现：这篇以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及其他资料为依据的文章提到，“诉方律师在法庭上宣读了其中从1937年12月16日至1938年1月4日13封由斯迈思和拉贝签名的写给日本驻南京使馆的信，报告了日军入城后所犯的种种罪行”。
这些在法庭上宣读的信件，当时除了发给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外，同时也在美国大使馆备份，并作为《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报告的附件，被呈送给美国大使馆。
拉贝和金陵大学教授斯迈思等人一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但是，“安全区”并不安全，抢劫、强奸、杀戮等行为不断发生。斯迈思和拉贝接连签名发出13封信给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希望对方“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立即中止日军的非法行为”。信件所附的“日本兵在安全区内非法行为”，是难民、牧师、学校教授等人报过来的案件，都被编成号记录下来：
16. 12月15日，一名被刺伤的男子来到鼓楼医院。他报告说六名中国人被日本兵从安全区抓走，往下关运弹药。到了下关后日本兵将他们都刺杀。然而他活了下来，回到鼓楼……
174. 1938年1月1日下午1时40分，两个日本兵闯入福斯特牧师居住的珞珈路17号，强奸了一名姑娘，并殴打另一个抗拒强奸的姑娘。这是两周来第一次在两小时内没有西方人士在屋内，福斯特牧师和费奇先生去用晚餐了。费奇、马吉和福斯特获悉，急忙开车赶到这地方，将两个姑娘送到鼓楼医院治疗。
这些记录下来的案件，报告人表示，“仅仅是有时间核实的”，“还有别的案件报告给我们，但是没有时间将它们记载下来”。
除了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拉贝等人还竭尽所能地为安全区的难民提供庇护，并由此受到美国外交官的肯定。埃斯皮在《1938年1月南京的状况》中高度赞扬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22名西方籍人士在南京开展的工作在此值得表达特别的敬意。他们不知疲倦、持续不断地努力为中国老百姓获得人道的待遇……”
很多电报沉寂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馆内，在陆束屏之前没有人使用过
陆束屏是旅美华人，现为内布拉斯加大学教授，从1996年末开始关注并从事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工作，包括收集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留下的记录。“我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西方人士对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证词，是希望以中立国人士的描述来证实日军暴行客观存在，无法抵赖。”
第三方关于这段历史的资料，被学界认为特别珍贵。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卫星所长说，中日双方都是当事方，而美、英、法等国作为第三方，那些国家的亲历者记载的资料更加客观。
陆束屏说，1997年他编撰另一本书时，寻获一些爱利生从南京发出的外交电文。由于绝大多数外交电报都有编号，查看所寻获电报的号码，他知道还有很多电报沉寂在浩如烟海的档案馆内。1999年8月他第一次去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此后十多年或专程或顺便，先后不下八九次去查询，最终收集到所有能查到的外交文献。陆束屏说，前两三次去档案馆时，在专家指点下去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1938年档案，“在我之前还没有人使用过，因为这十数卷档案都由我拆封”。
材料中的血腥让陆束屏感到压抑和悲哀，“冥冥之中，似乎这项工作一直等着我来做”
陆束屏对本报记者表示，收集到这些材料的感受“极为复杂”。找到材料，对于他的研究来说意味着成功，但是材料中记载的血腥场面让他感到压抑和悲哀。
材料的收集过程，也让陆束屏感觉到冥冥之中的缘分。《美国外交官的记载》一书中的外交官之一，美国驻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爱利生，也是自幼生长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他在那里上中学，并于1927年毕业于内布拉斯加大学。这是陆束屏目前供职的大学，该大学的研究资金会提供资金给他做这项研究。
“75年前，这位爱利生先生从我现在居住的林肯市到南京去工作，而我则是反方向，在相隔60多年之后，从南京来到这座城市，于1994年到他当年读书的大学工作。冥冥之中，似乎这项工作一直等着我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