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为特移人员李基洙的图片。李基洙为朝鲜人，原籍为朝鲜咸镜南道，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战士。这是首次发现的有档案记载的被特别移送处理的外国人。
延吉宪兵队《关于处置“苏联间谍”李基洙的报告》。档案记载了“苏联间谍”朝鲜人李基洙的经历、被捕情况及延吉宪兵队已将李基洙移送哈尔滨宪兵队的情况。 （均吉林省档案馆资料）
东宁宪兵队《特种工人状况报告》。档案记载了昭和十八年（1943年）三月二十六日和五月七日，分别从日军华北派遣军接收特种工人2次，共1935人。这些特种工人由于身体极其虚弱，截至报告当时已经死亡163人。先后又发生53人、8起逃走事件，其中逮捕了44人，逃走9人。
今天是“化学战受害者纪念日”。记者在前两天吉林省档案馆首次披露的一批日军侵华档案中，看到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一批当时日军来不及焚毁的“特别移送”档案
对于李基洙、李文刚和王国财来说，他们的人生，究竟遭受了化学武器怎样的摧残，也许将永远是个未解之谜。
伪满洲国时期，他们被冠以“苏联间谍”的罪名，“特别移送”给了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从此一去不返。吉林省档案馆最近首次向社会披露的日本侵华档案中，留下了也许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痕迹。
除了唯一的幸运者姜荣泉，在即将被送入魔窟的途中，趁着看守睡着成功逃走之外，档案中，所有其余记载的被“特别移送”者，无一人生还。
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在日军审讯官的眼中，东北抗日联军的朝鲜族战士李基洙作为“共匪”，“思想上完全没有利用价值”。
李基洙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东兴郡，1913年两岁时与父母一起来到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东北通化县。15岁那年结婚后，与父母和妻子一起在当地务农为生。
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通化。二方面军是一支主要由朝鲜族组成的部队，其领导者即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金日成。
在与二方面军参谋长林宇城交流后，当年22岁的李基洙决定加入抗联。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不少朝鲜人选择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交战。
之后的几年里，李基洙随抗联于长白、?江、安图、桦甸、敦化等地作战，直到1940年7月不幸被日军俘虏。
经历了将近一年的严厉审讯，日军显然没有从李基洙身上得到任何自己想要的东西。延吉宪兵队队长阿部起吉于是给他加上了一个“苏联间谍”的罪名，决定将其“特别移送”处理。
1941年9月10日，当年只有30岁的李基洙被“特别移送”给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档案中留下了4张他的照片，唯一能看清的一张照片上，这位勇敢的战士面色平静，丝毫看不出有任何恐惧之色。
目前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中，反映 “特别移送”内容的档案近200件，涉及277人，其中大部分为中国人。李基洙是现有档案中发现的，第一个被“特别移送”的朝鲜人。
被统称“马路大”即“原木”
所谓的“特别移送”，是日军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移送”的去处只有一个，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
日本关东军731部队驻地在哈尔滨平房区，是日军于日本以外领土专门从事生物战、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的代称。为了能获取人体进行活体试验，731部队与关东军宪兵队相互勾结。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抓捕的谍报人员、抗日战士，不经法庭审判就秘密移交给731部队使用。被“特别移送”的人员被称为“马路大”，这在日语中是“原木”、“原材料”的意思。采取这样极具隐秘性和欺骗性的专门语言，既表示日军很清楚自己干的是怎样的勾当，也表明了其对这些“试验品”的蔑视。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别制定了“特别移送”人员的标准。将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怀有亲苏思想的间谍、意志坚定的抗日游击队员，甚至虽然“罪行较轻”可以被释放，但属于吸食鸦片、无家可归的游民，可能“重新犯罪”的，都被列入了“特别移送”的范围。现存的档案中，以“苏联间谍”名义移送又占了绝大多数。
有日军军官在战后供述，从1940年到1945年8月，每年都会有五六百人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731部队周围常年戒严，为了掩人耳目，被特别移送的人员都穿着日本军服，并由专门的囚车运送。只要被 “特别移送”到731部队，原来的名字就会被一个代号所替代。
没有人活着走出这座魔窟
与李基洙相比，李文刚和王国财，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能留下。
根据残缺的档案记载，他们两人应该是在日军的某部队服役。因为受到另一起所谓的“苏联间谍案”牵连而被发现。为了找出同伙，日军暂时没有对他们采取措施。发现确实没有利用价值后，1941年9月11日，新京（长春）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特别移送”“苏联间谍”李文刚、王国财的申请。
仅仅两天后，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特别移送”处理。到9月19日，新京宪兵队又向关东宪兵队报告，已将李、王二人移送哈尔滨宪兵队。
“从提出申请到‘特移’完毕，一共只花了9天时间。可见日军是如何草菅人命。”吉林省档案馆研究馆员陶敏介绍，从李文刚和王国财的有关档案中，可以看出“特别移送”的标准程序：即由各地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提出申请，关东宪兵队指令同意，各地宪兵队“特别移送”完毕后再向关东宪兵队进行报告。在“特别移送”档案中，各地宪兵队上报的审讯材料的右上角，都盖有关东军司令部“军司二课”和“特别移送”字样的印章。凡是关东宪兵队下发有关 “特别移送”的指令，也都要抄送给关东军第二课，这都证明了关东军是 “特别移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关东宪兵队是实施者。
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座魔窟，甚至死亡的消息都不会被亲属知道。1945年8月，日本败局已定，731部队接到指令，销毁和转移了所有档案，还将仅存的400余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残忍杀害。因此至今尚未找到人体试验受害者的记录。但幸运的是，近10万件关东军档案没有来得及被彻底焚毁，被匆匆埋入地下后，1953年在长春市的建筑施工中被发现。其中涉及“特别移送”的档案，成了指证731部队罪行的直接证据。
唯一逃出魔爪的“幸运者”
与上述3人相比，“幸运者”姜荣泉，只是一名闯关东讨生活的普通山东汉子。
姜荣泉的家乡在山东省东平县，从小父母双亡，因为家里贫困从没上过学。13岁就开始当苦力，拉人力车为生。30岁那年“闯关东”，在黑河等地的日本企业先后做过放排、采碎石等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生命没有丝毫保障，所得也十分微薄。1941年8月，他一个人渡江进入了前苏联，立刻被逮捕。虽然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但每餐都有面包、汤和肉，待遇比起为日本人做苦力已是好了许多。前苏联军官审问时表示，如果愿意为前苏联调查黑河附近飞机场和军警情况，不但未来生活有保障，还可以帮助成家。生活无着的姜荣泉当即答应了。
回到东北后，姜荣泉发现日军对“苏联间谍”的处罚相当残酷，恐惧心理让他渐渐打消了再次入苏的念头。可他还是被日本宪兵队盯上了。1943年12月29日，孙吴宪兵队黑河分队的佐佐木伍长，押送戴着手铐的姜荣泉坐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第302次列车。
在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姜荣泉的脑中应该就在计划着怎么逃跑。他很清楚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途。
由于火车的卧铺已经满员，佐佐木与姜荣泉一起坐到了坐席。第二天凌晨4点，列车抵达绥化车站。也许是一夜未睡过于劳累，加上即将抵达哈尔滨，佐佐木放松了警惕，打起了瞌睡。
一个小时后，佐佐木被列车进入白奎堡车站的报站声惊醒。他惊讶地发现，身边的座位上空空如也。趁着他打盹的间隙，姜荣泉成功逃离了魔掌。
白奎堡是绥化往南的第四站，已经进入了哈尔滨的郊区。佐佐木马上联络乘警搜查车内，并联系了绥化宪兵分遣队帮忙搜查。拉网式搜索一直持续到31日清晨，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我们无从知道姜荣泉的日后命运又将如何。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目前所有档案中，唯一一个逃出“特别移送”魔爪的幸运者。
幕后
“恒温环境，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自接收这批珍贵档案以来，吉林省档案馆立即着手进行修复、翻译和整理。除了语言障碍，翻译人员更多的是要克服心理障碍。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对第一次看到档案中杀人过程的描写记忆犹新：“我记得那天在库房里，恒温恒湿的环境，我穿着大褂，应该是很热的，我却冷得浑身发抖。”
由于每天面对这些充斥着暴行的档案，2名主攻731部队档案的翻译人员，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心理阴影，吃不下饭。还有3名参与整理的工作人员竟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我已经工作20多年了，每天看到的档案都是这么血腥的场面，内心有很多的苦楚。”赵玉洁说，整理过程是对自己内心的折磨。
而那些至今仍然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政客，面对如山铁证，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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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别移送”到“特种工人”
丁五才决定逃亡。
丁五才出生在山西朔县，一直在家乡务农。日军的魔爪伸向山西后，1939年，他被驻扎在山西省宁武县的山西骑兵第一大队征集入伍。
1941年2月20日，在山西中阳县的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日军俘虏，被作为“特种工人”送往乌奴耳（今内蒙古呼伦贝尔附近）地区，从事哈拉沟军用道路铺设的工作。
出于对苏战略进攻和防御的需要，日军决定在中苏边境大量修建军事工程。承担修建任务的，自然不会是日本“皇军”。当时，日军华北派遣军在战场上俘虏的中国士兵，被源源不断送往东北。他们中既有蒋介石的“国军”，也有八路军及其他武装。关东军司令部将他们称为“特种工人”，下令在严格监视警戒下让他们从事军事工程作业。那些身强力壮，或被认为暂时还有利用价值的中国战俘，即使暂时逃脱了“特别移送”，也会被作为“特种工人”，受到奴隶一般的残酷迫害。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14件反映日军奴役劳工档案中，就记载着近900名劳工反抗、逃走的信息。1943年3月26日和5月7日，东宁宪兵队先后接收了日本华北派遣军移交的1935名“特种工人”。可是到了7月5日，他们中已经有163人死亡。
7月8日中午，丁五才找到工地上的七八名同伴，希望能鼓励他们一起逃离。“来这里前听说，我们这些俘虏被带到满洲国从事特殊工程，工程结束后就会被全部杀死。反正都要被杀，不如一起跑吧，就算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这番话被正巧来工地上巡查的日本宪兵听见，立即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一早，日本军医就来到工地上，假模假样地对所有工人进行诊断，随即宣布：丁五才患有严重传染病，需要立即隔离。
被以传染病名义逮捕后，丁五才遭到了严厉审讯。他承认自己不堪忍受工地的奴役，多次煽动同伴一起逃走。日军意识到，丁五才的想法，代表了几乎所有“特种工人”。如果放任不管，势必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当天晚上，丁五才被押往乌奴耳东北方向3000米的山林，遭到了秘密处决。
在对上级的汇报中，海拉尔宪兵队队长谷家春雄承认，丁五才的言论在“特种工人”中，正呈现多发的态势。因此，“将来多多宣传宣抚，进行彻底的指导监督和警戒，继续实行彻底的侦谍，确保事件发生之前的警备防范，对有害分子实施临机应变的枪弹镇压，是十分有必要的”。
即使最严密的监控和镇压，也无法制止“特种工人”的正义反抗。
1943年9月11日晚，位于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满洲第570部队的特殊工人宿舍，发生了43名“特种工人”的全体暴动。
那天正好是星期六，监视的哨兵处于轮岗状态。43名工人分为三个班，用作业用的钥匙、尖镐，分别袭击了卫兵所和门口的哨兵。两名日本哨兵被当场击毙，武器也被暴动的工人夺走。
由于河对面就是前苏联领土，相关日军部队立即动用了全部兵力，封锁国境并进行搜查。到9月14日，有11名工人被逮捕，2人被射杀。其余的“特种工人”成功逃入前苏联。
在事后的报告中，日军认为：是“特种工人”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在事前进行了谋议，决定了袭击、逃跑的计划，在这起事件中起到了“主谋”的作用。
吉林省档案馆此次披露的22件《邮政检阅月报》，有当年日军所写信件的如下记述：“连接南龙门和黑河的铁道，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投入了一万多人的劳工。作为紧急工程，军队的命令非常森严。逃跑被捉回来的人就挖个洞，用土将他们埋到齐肩处，给他们灌水、殴打，并严厉训斥。”“我昨天在广场上散步的时候，看到许多劳工的尸体堆放得到处都是，其中有的已经变成了白骨，还残留的部分也惨不忍睹。这些尸体被狗当做美食啃咬。这样的情景在日本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但是在这里却已经司空见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