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嘉定的村落旧照。
日军攻陷嘉定旧照。
汤士浩在娄塘纪念坊前介绍。
火烧小东街
娄塘纪念坊至今矗立在嘉定娄塘镇小东街。石柱上红色的漆经过岁月洗礼，有些斑驳脱落，但时至今日，碑文依旧清晰可见。
熟悉当地情况的老人汤士浩介绍，四根石柱多年未变，只在1958年为了方便车辆通行而做了抬高，那段“血”的历史也经由这样一个牌坊定格在当地人的记忆中。
73岁的汤士浩老先生从小一直生活在小东街附近，小时候常听父辈讲起过“火烧小东街”的惨烈。“日寇侵占娄塘后，为给天上巡逻的飞机通风报信，顷刻之间，娄塘坊一片汪洋火海，房屋顿时化为乌有……”
又因为汤老先生后来所学的专业恰好是工业与民用建筑方向，所以他一直对娄塘的这段历史颇为关注，多次呼吁对这条充满历史记忆的街道进行整修。
在纪念坊采访当天，汤士浩随身带来了这些年他自己整理的资料。根据嘉定地方志记载，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次日，日军狂轰滥炸嘉定。当年3月3日凌晨1时许，凌厉的枪声打破了嘉定夜空往日的宁静，一支千余人的日军前锋闯入娄塘、朱家桥，开始了疯狂的凌掠。国民革命军奋起反抗，但难扭颓势，嘉定县城、南翔、黄渡、安亭逐一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时称“三三”嘉定沦陷。
3月3日这天晚上，娄塘小东街70余户民居十毁其九，就是民众口中的“火烧小东街”。之后，当地居民到各处逃难，直到同年5月，日军撤退，居民才陆续回归，但已无栖身之所。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嘉定受灾万户，毁房千间，民众死伤各数百，直接损失千万元。后来得到侨胞组织捐款重建，居民才重新有了住地。
娄塘这段历史，在牌坊上能找到对应文字：“廿一年三月，日寇陷嘉邑，娄塘首当其冲，东里廛舍悉遭焚毁，乡民流亡。越二月，寇退。谋所以安，辑者苦无笈……捐钱款，为建新屋，乡民始得复其居所……”也就是在当年秋天，李馥荪、张公权、黄炎培等沪上知名人士发起筹款在该处建造了娄塘纪念坊。
按照宝山区委党史办研究室朱晓明的了解，面对无家可归的民众，当时华侨慷慨解囊还建造了一个嘉定纪念村。遗憾的是，华侨人士的详细情况，以及纪念村建造前后和建造过程中的具体细节，如捐款的数额、开工落成的时间，目前都已无法考证。
根据娄塘纪念牌坊建造日期的落款推断，嘉定纪念村也应该建成于一九三二年。当时建好的纪念村，入住的对象都是房屋被毁且是本身无力解决居住问题的民众。
而今，除了娄塘纪念坊，保存完好的“有抗战记忆”的建筑还有南翔古猗园的缺角亭，也是当时嘉定及沪上的有识之士出资建造的。“缺角亭1932年由陈少芸筹资建造，东北方向无角，是纪念东北三省被日军侵略的国耻，而其余三角均塑拳形翘脚，以示反抗日军侵略、收复失地的信心。”
“如今这些建筑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天气好的时候，会有家长带着孩子前来看看，说说这段历史。”说这话时，汤士浩老先生拿出了一本社区读物，在百姓论坛栏目，是裕民社区陆燕萍带全家人回到娄塘老街看了老牌坊后的感悟。
藏在柴草堆
“能说这段历史的人，而今很多都‘走’了。”今年85岁的陈萍时是为数不多对这段历史了解的人。他曾在1996年参与寻访战争亲历者，撰稿《嘉定外岗游击队》一书，还在2009年上海解放60周年时撰写了《嘉定1949》。虽然接受采访时他多说几句就得歇一会，但还是很热心地讲述。
“三三”嘉定沦陷次日，日本就在嘉定县城四城门及金沙塔悬挂了太阳旗，县政府成为日军司令部驻地，公共体育场成为日军停机场。“民众见状黯然泪下。”3月5日，日军骑兵约20人到黄渡镇巡逻，之后便常到镇上，还去搜查黄渡乡村师范学校，并在黄渡镇东的李家楼驻守100余人。
3月6日，日军在南翔集结达3万人。所有学校校舍都被侵占。桌椅、家具、门窗、地板均被当作燃料；古猗园被作为马厩，花木摧毁殆尽，古物荡然无存；东市梢及香花桥南一部分民房被日军放火烧毁；南翔公学图书馆藏书也全被烧毁，损失严重。
日寇占领嘉定后，看见初入城门的民众，一一盘查，强迫脱帽举手行礼，后来更要求对岗哨鞠躬致敬，偶不从之，即拳脚相加，百般凌辱。若是年轻妇女，必追逐骚扰，甚至强奸。因此稍微富裕的居民，都会逃往上海租界内避难。而留在嘉定的民众，晚上藏在田野或柴草堆中，白天站在村边守望，看见日军在远处出现，便互相通报躲避，女性则面涂锅灰铁锈，剃去头发，女扮男装，每天担惊受怕，日子十分凄苦。
在经济方面，日军滥发日币，大肆掠夺国民财富。据“国民政府财政厅”调查材料记载:“敌占领期间，曾在嘉定、宝山二县发行纸币7000万元，票面分10元、5元、1元三种。另有银辅币百余箱，分50钱、20钱、10钱、5钱四种（中间有圆孔），以中国银元折价，1元中国银圆折作日币60钱。”日军还大肆抢夺民间财物作为战利品，城市、乡镇各机关及居民被敌占据后，所有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名贵书画、古董玉器等均被运往浏河口外兵舰上，书籍和木器家具则被当作燃料烧掉。
日寇占领期间，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一副乱世景象。“这些在《嘉定县志》中有记载。”陈萍时说。
在当时，大部分难民都逃至青浦县境内的白鹤、青浦、朱家角等地，或者绕道广福、真如进入上海租界内。一路上扶老携幼的难民接踵而至，啼泣之声不绝于耳。
直到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同日本政府签订《淞沪停战协定》，5月9日日军全部撤离，逃难的居民才得以陆续回来重建家园。
据嘉定县政府1932年6月统计，日军侵占嘉定期间，本县受灾21255户，死亡455人，受伤724人，毁坏房屋2602间，直接经济损失2386万元。又据《上海撤兵区域接符实录》记载：嘉定全县受灾29355户，死亡464人，毁房2549间。城区受灾9000户，死亡81人，毁房842间。
母亲不瞑目
1937年，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又爆发“八一三”淞沪抗战，3个月后，淞沪抗战失败。11月初，日军从宝山小川沙镇登陆。嘉定东部与南部广大地区旋即成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嘉定县城、南翔、马陆、安亭屡遭日机轰炸，满目疮痍。11月12日，嘉定沦陷。
今年83岁的黄家惠是娄塘镇人，她儿时听大人说过逃难的事，事实上，她自己5岁时和家人一起的逃难经历，也有模糊的印象，而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逃难过程中失去了母亲。
“当时房子被日本人烧掉后，邻人大多走水路逃往青浦朱家角避难，借住到当地的老百姓家里。我们家是被一户有点熟悉的朋友收留，当时那户朋友家的人到河浜里去捕了类似黄鳝一样的东西烧了吃，当时吃后也不知道是中毒还是怎样，母亲就突然暴病去世了，那户收留我们的朋友家也有人员伤亡。”在那个年代，生离死别都是随时会发生的事。
陈萍时老先生也向记者回忆了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日军暴行。“第一件是7岁时看到一个同村遭日军枪杀——1937年秋末冬初，日军在上海金山湾登陆后，嘉定随即沦陷。地处交通要道沪宜公路东侧的石岗镇，不堪日军骚扰，集市西迁两公里至我老家中沟村。一天早上，集市开张不久就有日军出现，赶集民众纷纷跑离，开设肉铺的蔡金生被日军一枪击中后脑倒地。”因为当时才7岁，听到枪声，他不敢出门，隔了很久之后，才鼓起勇气跟着几个胆子大的长辈到了事发地。“只见鲜血流了一地。”
第二件是家乡遭到日机轰炸，村上炸死炸伤了40余人。“蔡金生被枪杀，集市冷落了好几天后才开放。没想到刚恢复，有日军飞机飞来，受惊的人流争相跑向街道一侧的竹园内，结果日机对准竹园连扔了3颗炸弹。”集市离陈萍时家仅200米，等飞机远去，他随邻居赶到现场，竹园一片凄厉的哭声，“3颗炸弹炸出3个直径4米多的大坑，周边躺着多具尚未抬走的尸体和不能行走的重伤者……胆战心惊，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情景。”
而真正让陈萍时老人痛心的，是一次日军进村，他那未能及时躲藏的母亲惊吓过度后死去。“自从老家中沟村形成集市后，常有日军来犯，行凶作恶，找‘花姑娘’，令村上人尤其是妇女长期受惊。村上年轻妇女外出脸上涂着黑色的锅灰，让自己变老变丑。”当时只要敌人来袭，女性都躲进有几幢相连老宅形成的“夹弄”内避险。1938年1月12日上午，几个日军又突然来犯，当时25岁的陈母因在河边洗衣服而比其他人晚跑向“夹弄”，等她跑到时，“夹弄”已经关闭，只能跑回家里。可能是因为受惊过度，她跨进家门就昏倒在地，之后虽然苏醒过来，但已不能说话，“母亲整日整夜地睁着眼睛，望着父亲、我、弟弟、妹妹，却愣是一句话也说不了，7天之后去世。”
外冈游击队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许多群众自发地拿起枪杆子，实行武装自卫。外冈地区以吕炳奎为代表的热血青年，纷纷购买枪支弹药，建立杨甸民众抗日自卫队。
吕炳奎时年23岁，家住杨甸，在外冈镇、望仙桥镇（现改名望新镇）一带开业行医。他的父亲就在日本入侵时被溃退的国民党军队掳去，死在了阳澄湖边。吕炳奎最初以“兵荒马乱，行医需要防身”为由，自己掏钱先后买了10多支步枪、1支手枪和1挺机枪。
“当时国民党军队和日军在战地遗留了无数枪支弹药，农民捡到枪支的不少，一些殷实农户为了自卫，也纷纷花钱买枪。周围的土匪部队为了壮大实力，看到农民手中有枪，经常想收缴。这时只要说枪是吕炳奎先生寄存的，就不会被缴去。”吕炳奎行医四乡，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土匪也畏惧他。这样一来，杨甸一带农民手里就有了200多支枪。
抗战前夕，杨甸乡曾经进行过壮丁训练，1938年春节过后，在吕炳奎的发起下，成立杨甸“民众抗日自卫队”，下设四个分队，开始打更放哨，进行冬防，护卫家园。此外，还成立了“除暴安良青年队”以及组织“七村联防”。
群众武装力量很快显示出威力，打跑小团伙的流氓敲诈，诛杀汉奸，日军也变得有所收敛。“沦陷初期，一两个日军就敢下乡烧杀抢掠；有了群众武装力量之后，日军要成群结队才敢下乡。外冈杨甸一带成为相对安定的地区。”
外冈地区的群众武装就这样出了名，人们亲切地称他们为吕炳奎部队，又称外冈游击队。
据了解，从杨甸民众自卫队成立到外冈游击队离开嘉定，历时近两年，牺牲了很多同志。陈萍时在撰写《嘉定外冈游击队》时，吕炳奎、李森、张服膺等同志曾一起回忆当年牺牲的战士，拟出过一份长长的名单：杨洋、胡省三、黄锡恩、张志文、顾世国、张轶……
“当时环境险恶，敌人布满四周，有明的，有暗的，战士们随时有牺牲可能。究竟牺牲了多少人，已经无法回忆清楚，有不少战士牺牲后，连名字也不知道。”这是吕炳奎1996年回忆时的原话。
“又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些不知道的名字永远都不可能再知道，但他们值得人们永志不忘。”陈萍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