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宜昌下游长江以北大片土地后，当阳县和宜昌城相继沦陷。日军便以当阳为指挥中心驻扎大批部队，人数在2万以上。
为了以宜昌作为进军重庆的基地，日军在宜昌周边地区加紧建设军用机场、修建备战公路、构筑打仗工事，一批批宜昌沦陷区的人民便被日军强征为劳工，俗称“苦力”，他们的命运都十分悲惨。
一、日军对劳工的强征
对于数以万计的宜昌劳工群体，日军绞尽脑汁对其分类管理，施于不同的残酷奴役，也按不同的类别发放不同的待遇。一个所谓的“劳动所”设在环城南路杨柳树巷，头目是日本特务机关一个名叫“金子洋”的朝鲜人，4名中国籍的管理人员在他的监督下进行工作，主要对苦力予以分类、分工和管理。
长苦力（固定劳工）：他们是众多苦力群体中极少数的“幸运者”。大多有一技之长，不必每天赶早去排队等待分配任务，也不必每天更换劳作的地方，而是凭日军使用机构发给的一张用工卡片，直接去固定的用工单位干活。据90岁高龄的李著成老人介绍，当时，城区有一个叫史三毛的中年人，因会做豆沙包子、饼干等点心，便被日军骑兵部队看中，在其部队食堂服苦役，每日所得多于短苦力，甚至有时还可以带些残菜剩饭回难民区卖给其他的挨饿者，赚取一点小费养家糊口。还有一些会做裁缝、木工、铁匠活的艺人也被强征做长苦力。
短苦力（临时劳工）：他们是每天必须去出卖劳动力的苦力大军。这部分人最多，劳动强度最大，所干的活最苦最脏最累，且收入极为低微。李著成老人还介绍，他和当年的伙伴张光头、熊牛儿3人就属于此类苦力，先后在侵华日军海军部队、兵器部队做过苦力。这两个部队苦力最多，每天需800至1000人，主要是参加修飞机场、打包、装卸、搬运废旧钢材等。有一天在拆除隆中路的一幢楼房时，一个名叫彭德贵的中年苦力被倒下来的墙压成了肉饼，其他苦力想去抢救，却被日本监工制止，直到好久才有红十字会去收尸。还有一个名叫“尼姑”的苦力，在被兵器部队派往美孚油库劳动的路上被日军的一发冷枪子弹打中腹部。领队的日本兵只令另两个苦力把他抬回到南正街家中，由于没有钱抢救和治疗，第4天他就死了。
女苦力（女劳工）：她们的命运比男苦力更为悲惨。除了同样承受极为艰辛的重体力劳动外，还要被迫做诸如浆洗、缝补、清洁卫生等“家务”，日本建筑部队队部只有8个日本兵，竟使用了两个女苦力为他们服务。她们不仅要出力干活，还要被迫给日本兵按摩，甚至时刻面临日本兵奸淫侮辱的威胁。很多女苦力不甘忍受凌辱而逃出日寇魔掌，宁愿全家挨饿也不再去当日本人的苦力。
儿童苦力（儿童劳工）：一般年龄都在12岁至16岁之间。日本海军部队修机场时，每天需儿童苦力200余名，同样承担体力劳动的压迫，而且定额与成年苦力差不多，却在发放工资待遇时压到每天日钞2角钱，再加一餐猪狗食般的午饭。很多落难的少年，由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一双手变成了“锉刀”。但为了活命和减轻父母的负担，不得不去忍受那种非人的生活。在当年的苦力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林山科（日本海军部队使用儿童苦力的一个部门），伢们多，饭又吃不饱，还要干重活。”
二、 劳工的繁重劳动
侵华日军在宜昌及其周边地区强征大量劳工，主要是修建机场、公路、工事等，其任务非常繁重。
修建机场。侵华日军在宜昌的当阳和土门垭修建了两个机场，当阳是扩建，土门垭是新建，这也是日军侵害宜昌劳工时任务最重、用工人数最多的两个项目。
修建机场的主要工作量是基建工程，除用汽车运水泥和少量沙石外，多为中国苦力手工操作。苦力主要在三个地方劳动：一在沮河边挖筛、洗沙石料；二在机场工地平整地基，拉铁磙，铺石头，倒水泥；三到西边山上砍伐树木运回搭工棚。都是手挖、肩挑、背扛、锹撮。机场跑道1500米长，150米宽，把石头铺上后，用三个大铁磙由人拉着碾平。大人40个人拉一个磙，小孩70个人拉一个磙。
修建土门垭飞机场，究竟用了多少人工，没有查到完整的档案记录。但据1954年11月22日《日向幸天笔供》：1944年夏，在宜昌当阳扩充整备飞机场，奴役的和平人民5.2万人工日多，奴役绥靖军6.4万人工日多，半年时间用去人工工日11.6万个，日均达637个工日。而土门垭飞机场则是新建的飞机场，工程量大大高于当阳飞机场，修成土门垭飞机场时间达4年。参照当阳机场人力消耗状况，估计土门垭飞机场耗费人力资源，每天只按1500人工工日计算，4年计1460天，合计约需用工2190000人工工日。
修建公路。在修土门垭飞机场的同时，日军决定以土门垭飞机场为中心，向四周的宜昌县城、龙泉铺、鸦鹊岭、枝江安福寺修公路330华里。参照1993年版《宜昌县志》285页中载：“1934年6月，汉宜公路定线，县征集民工1.6万余人兴工，8月6日完成县境47公里路基。”说明该公路从6月动工到8月6日共约60天，每天有1.3万余人兴工，共用工780000个工日，平均每公里用工约16596个工日。按上述用工情况计算，330华里即165公里公路需投工日2738340个。
修建工事。侵华日军在宜昌及其周边修建了大量军用工事和碉堡。尤其是1940年上半年，39师团占领宜昌土门垭、东山寺、石板铺后，便迅速抢占制高点——宜昌县丰宝山、茶店子呈南北走向的一条20公里长的脊梁山岗，此岗海拔450多米，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与国军阵地隔河相望的重要地带。凶恶的日军39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各队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驻扎态势。于是，在日军231联队横山大佐的指挥下，派出第一、第三大队主力，负责在此构筑工事和碉堡。1940年下半年，在日军的威逼下，挨家挨户抓苦力1000余人参与修筑工事和碉堡，并把小溪塔地区的制高点的那条脊梁式的山岗修筑成了一条战役防御线。94岁高龄的袁明年老人就是当年在此修筑工事的苦力，他回忆说，“日军逼迫我们往山上背沙石、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整个地形十分险峻，每背一块石头上去都非常艰难，很多劳工因此掉到山崖下摔死。修完工事碉堡后，还要为每个工事碉堡架设电话线和3到5层的铁丝网，开辟进出通道。”
三、劳工的悲惨命运
被奴役凌辱的劳工随处可见。据袁明年老人介绍，日本鬼子把狗称“苦乐瓦”，他们把苦力也叫“苦乐瓦”，肆无忌惮地凌辱中国劳工。平时干活，日本兵会持枪或皮鞭在旁边看守，稍有停顿或懈怠，非打即骂，没有丝毫尊严和人格可言。
凡强征来的劳工，为防止逃跑都集中安排在工棚里居住，周围用铁丝网围着，门口有日军站哨。工棚是用芦苇或稻草搭盖的，长年失修，既不能遮阳，又不能防雨。所有苦力均无被子，互相挤在一起睡觉，一个工棚要住80多人，上面虱子成堆，蛇虫蚂蚁出没，真是苦不堪言。
苦力们吃的是用空煤油桶煮的大麦、小麦、高梁，一人一勺。民工无碗筷，有的用破瓦、烂衣片以及水泥纸端着或包着吃，没有菜，只有盐水汤，从未吃饱过。苦力朱礼勇因饿得无法坚持偷吃了一条黄瓜，日军捉去从头到脚砍了17刀而惨死。春天抓来的苦力一身衣服穿到冬天，早烂了，寒冬中只得用稻草裹水泥纸往腰里一缠用于遮羞和御寒。
被残害致死的劳工惨不忍睹。修机场的劳工，大多因累、饿、冻、病而死，也有被残酷屠杀的。死一个人，不如死一条狗。人死后，都是用草绳将颈脖一拴，叫苦力拖到事先挖好的填尸坑一丢，撮上几锹土了事。填尸坑是在工地附近边沿挖的，挖了好几处，但以土门垭机场附近的朱家湾村一块荒地挖得最大，人称“万人坑”。解放后在这里平整土地时，随便拣出的尸骨就有数百斤；在机场跑道附近建仓库时，也挖出了不少人骨。
在宜昌的日军劳工，除本地宜昌、当阳、宜都、枝江的以外，还有从荆门、武汉、黄陂、孝感及河南、安徽和江浙一带抓来的，大约从外地去去来来的劳工有1万多人。来的多回的少，进来容易出去难，不知多少人把自己的尸骨埋在朱家嘴地下了。
受不住煎熬的苦力有的也想逃走，可是工棚外岗哨林立，电网层层，外加壕沟，怎么能逃得出去呢？有一天被抓回3个逃跑的苦力，逼着他们自己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坑，打了3根木桩，日军把他们分别绑在木桩上，再叫其他苦力往他们头上一锹一锹地填土，直到填平为止：有一个叫韩继汉的苦力，武汉人，40多岁，人高个大，有一天在劳动中出其不意用铁锹砍死一个日军哨兵后逃跑，被捉回来用棉絮包住，再用铁丝捆紧，淋上汽油被活活烧死。最惨绝人寰的是1943年5月21日，这一天是一个鬼哭神嚎的日子。机场修建基本竣工，丧心病狂的日军将最后一批苦力数百人集合于汉宜路北的一个空地上，用机枪扫射全部杀死灭口。
在日军侵占的5年多时间里，朱家湾村因修机场折磨死或被杀死收尸的有168人，如朱礼新、朱礼纪、朱昌卓等许多人便是这样死的。还有247人未收到尸，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冤魂在何处？平均每4个人中有一个死在日军的屠刀与枪口下。被杀者年龄最大的82岁，叫朱昌宽，他的小儿子朱家初，50岁，也被打死了；孙子“假姑娘”刚满8岁，在日军的狞笑下被刺刀挑死。一家三代死了3个人，还有3人被迫出外逃难。
据日军第13师团长兼总司令、中将级战犯田中静的《田中静罪行调查书》和《宜昌县抗战史料》等资料记载，日军“1942年在宜昌县土门垭、商家畈等地建修飞机场，共毁田地3194亩……抓掳苦力无数，共修建4年”。
1943年，日军先后在宜都江北修筑阵地和渡江南犯后破坏中国军队修筑的工事等，先后“役使民工八万人”、“八九万人”、“五六万人”，计算为22万人。根据宜都县政府对江南区1941年1月至7月民夫考察统计，共征用民夫55次，949天，93382人次，平均每次使用时间17天。参考此考察统计，按平均每次使用民夫17天计算，计为374万个工日。参照《参阅资料》折算，1937年7月粗工日工价0.29元，按1943年度物价指数增涨140.41倍计算，粗工日工价约40.72元，计人力资源损失价值15229.28万元，折算1937年7月币值为108.4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