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辉生于1924年11月，祖籍浙江宁波，在上海长大。1940年考入上海华华中学二校(建承中学前身)，并参加了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十八岁那年春季，他毅然弃学从军，离开上海前往苏中根据地，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日反“清乡”斗争。
1943年3月中旬，海启县委书记兼东南警卫团政委洪泽找到颜辉说：“县委要你去参加创办《东南报》，你字写得很好，可以刻写蜡纸，文章也写得不错，可以兼当记者、编辑嘛。”颜辉毫不犹豫地说：“那我就学着干吧。”
苏中行政区的南通、扬州专区，与日军侵占的上海、南京隔江相望，威胁着长江下游日军军需的主要补给线和掠夺物资出海的通道。日伪企图先从这一带实行“清乡”，得手后再扩展到整个苏中地区。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和苏中四(南通)地委书记吉洛(姬鹏飞)，预见到局势的严重性，全面紧急动员反“清乡”，粉碎敌人阴谋。当时海门、启东和南通东部合并为海启县，也叫东南地区，是日伪“清乡”的重点。县委决定：报社秘密设在“清乡”圈的中心地段，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进行活动，将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其威力和影响不言而喻，其艰巨和危险可想而知。
《东南报》仅有六人，为确保安全，报社设在秘密党员尹祖陶(现启东市天汾镇)家里。尹家离敌人据点只有三里远。是单家独宅，地形也好，向北转移余地较大。
半个月后，敌伪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开始了。15000名日伪军大举出动，分成数路，步兵、自行车队和汽艇一齐上，实行反复的“梳篦”、“拉网”，企图将海启的抗日武装和领导机关一网打尽。报社的同志把油印机、钢板、蜡纸、白报纸等物品，藏到尹家宅后的竹园地洞里，有的还藏到可靠群众家的空棺材里。尹祖陶和报社的同志约定：在他家桥头开设的豆腐店里，一旦发现敌情就把豆腐标放下来;情况紧急时就把做豆腐的白笼布扯起来;如果情况危急，就把小鞭炮放在供奉财神的香台上燃放。尹祖陶的老母亲白天在门口纺纱，时刻注意豆腐标和白笼布。他的妻子和儿女下田种庄稼、割羊草，以各种不同形式放哨。敌伪军逼近时，报社同志就和群众一起转移。夜晚，他们向干部群众进行采访，然后赶到尹家写稿、编稿、刻写、印刷。全套工序必须赶在拂晓前完成，并将废纸和油墨痕迹彻底清除干净。如果没有情况，钻进芦苇丛睡一会;趁白天敌人“拉网”的空隙，匆忙扒几口饭充饥;听到枪声一响，便一跃而起，与敌人周旋。秘密交通员也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捎来各区、乡及部队的稿件，并将报纸带走。
有天清晨，大家正忙着分发报纸，尹家女儿小芳忽然惊叫：“快，豆腐标放下来了!”尹家两个儿子帮着将所有工具和印好的报纸转移到竹园地洞里。桌子上还摊着5万多字的稿件，来不及收拾了，只好塞进灶门付之一炬。大家匆匆向北转移，脱离了危险区。
原来这次敌人化装偷袭，来到豆腐店。那位耳朵半聋的伙计十分机灵，看到几个便衣，情知不妙，猛地放下豆腐标。敌人起了疑心，严厉拷问，这位爱国的伙计坚持不说，遭了一顿毒打，直到纸烟店老伯伯出面做证才放手。报社的同志赢得了撤退的时间，痛惜的是那位伙计因遭毒打，内伤严重，不久去世了。
有次印报缺纸，尹祖陶起早买回一大卷白纸，返回时碰上两名伪警察，端着刺刀盘问他为何买这么多纸?尹祖陶灵机一动，陪着笑说：“父亲过世一周年，做冥衣用。”伪警察觉得大清早遇到这种倒霉事不吉利，转身就走。
还有一次报社转移，不料颜辉患了恶性疟疾，浑身打摆，不能走动，只得留在尹家。当时没有治疗疟疾的药，这病一时三刻好不了，敌人又经常出来“扫荡”，真令人愁肠百结!尹祖陶每天天蒙蒙亮就将颜辉背进东边的芦苇丛里躲藏，疟疾发作时发寒打颤，便送去被絮裹身。吃饭时分，尹家孩子佯装割羊草，把饭菜和开水送进芦苇丛。太阳下山了，再把颜辉背回家去。尹祖陶的妻子见颜辉瘦的不像样子，便悄悄杀了家里那只正在下蛋的母鸡，熬了汤给他补养，却不让自己的四个孩子喝一口!过了些时日，情况缓和了些，报社搬回了尹家，疟疾初愈的颜辉又拿起了铁笔刻印蜡纸。
就在这险恶、艰苦的环境里，就在这腥风血雨的岁月中，颜辉紧握手中铁笔，战斗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每次出报，他只能借助一盏光线微弱的豆油灯，伏在破旧的饭桌上，一笔一划精心刻写。刻好蜡纸早已是子夜时分，经校对、修改，便投入油印。五六百份刊登着杀敌、锄奸、策反等胜利消息和揭露敌人残暴罪行的报纸，散发着油墨清香，迅速在军民间传阅，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颜辉在工作中得到锻炼，迅速成长，他还学会了题图、插花，使报纸益发精美。难怪偶尔看到这张报纸的伪军惊讶地说：“新四军印的东西这么好，一定是在外面印好了运来的!”
《东南报》8开2版，不定期出版了两年之久，直到抗战胜利，这份坚持在“清乡”圈内出版的报纸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1944年春，为了集中宣传海启县军民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经验，揭露日伪犯下的滔天罪行，《东南报》编辑出版了油印本《血腥的旗帜》。其中有5万余字的原稿在那次紧急转移中化为灰烬，虽补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已无法补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