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律成1933 年从朝鲜半岛来到中国，1939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郑律成深入前线创作了大量讴歌抗日军民斗争的作品。他创作的《延安颂》很快就在各抗日根据地传开，甚至传到了当时的国统区，传到了海外，激励和影响了无数爱国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奔向延安，奔向抗日战场。
我对郑律成同志慕名已久，但是和他相识，却是在1942 年粉碎日寇五一“扫荡”不久，他从延安来到太行山根据地的时候，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记得有一次，野战政治部罗瑞卿主任在驻地山西辽县麻田镇召开干部会议，朝鲜独立同盟的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中休息的时候，罗主任说：“请我们的音乐家郑律成同志唱个歌好不好?”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只见一个青年人红着脸走到会议桌前，看上去他大约有二十四五岁，中等个儿，面庞清瘦，穿着一身粗布的八路军军服，打着绑腿，扎着皮带，显得很有精神。他的中国话讲得流利，但发音带些朝鲜话的腔调。他轻声地说：“我还够不上一个音乐家，只是喜爱音乐。
最近，我谱写了一个根据地军民大生产的曲子，试唱一下，请大家批评指正。”他唱的歌曲，在我听来，既有朝鲜的异国情趣，又带有浓厚的中国民歌色彩。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充满激情，那起伏的旋律，好像把人们带到崇山峻岭的太行山巅，听那狂风的呼啸和河流滚滚的漳水声。他一唱完，很快就被大家的掌声所包围。他无法拒绝同志们高呼“再来一个”的好意，又接二连三地唱了《延安颂》《八路军进行曲》等歌。大家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为我们革命队伍里有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而感到自豪。
当时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的朝鲜同志，有100 多人。他们一部分是原来在我军工作的，另一部分是从国民党区域来的，还有些是从日本占领区跑过来或战斗中被俘虏来的。他们的政治组织是朝鲜独立同盟，军事组织是朝鲜义勇队。根据地开办了朝鲜军政干部学校，训练来自敌占区的朝鲜男女青年。郑律成是同盟和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并兼任军政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肩上的担子很重，整天忙个不停。因为这些朝鲜人中，情况比较复杂，思想问题很多，还发现过敌人派进的特务。所以既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又要很慎重地对他们进行审查。在敌人进犯的时候， 还要率领他们转移和作战。
当时，领导指定我在工作上和朝鲜同志联系。有一天，我去到他们驻地传达野政《关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为了把华北变成它的“圣战基地”，一方面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同时，在其占领区和我游击区进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敌占区人民以巩固其反动殖民统治。
针对这一情况，我军除了以主力继续和前来“扫荡”的敌人作战以外，另抽出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组织若干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开展强大的对敌政治攻势。在有利条件下，还寻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朝鲜同志听了传达以后，非常兴奋，表示要和八路军一道，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他们有许多人会讲日本话，对日本侵略军的情况比较熟悉，正好运用这些特长去参加这项活动。
大约在1943 年的秋天，郑律成参加了武工队，到山西、河北交界的元氏、赞皇一带活动。我没有和他随行，后来他多次谈起他那次所受的教育和锻炼，说是“终生难忘”。郑律成同志告诉我，他那次参加八路军的武工队，里面有三个朝鲜人，一个日本人。他们深入敌占区，多在夜间活动，每到一地，就用石灰、锅灰调水在墙壁、电线杆和大树上用中、朝、日文涂写标语，张贴人民政府布告，散发宣传品，教儿童唱革命歌曲。到了深夜，三五人 一组，对敌伪炮楼喊话。有一次，他们过平汉线，通过伪军关系，约好双方在铁路附近打几枪，并把鸡血洒在地上，欺骗鬼子，掩护武工队安全过路。
那时敌特活动很猖獗，武工队的活动有时被敌人发觉，险些遭到敌人的伏击。郑律成和八路军武工队的干部经过研究，发现某村一个卖中草药的人形迹可疑，后来确证是敌人安的一个点。郑律成亲自带领几个战士，抓住了那家伙，还从他口里了解到附近一个庙里的和尚也是敌特。通过武工队，把这些特务搞掉了。
有一次，他们在行军途中和敌人遭遇。有个为郑律成同志临时当勤务员的小战士，负伤被敌人抓走。通过关系了解到，这个战士在敌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定，鬼子要把他押到上面去。他们打听到鬼子押送的时间和路线，在中途截住，这个机灵的小战士趁混乱跑了回来。当时根据地正在搞“抢救失足者”运动，这个小鬼回到原单位，有人怀疑他有问题，要他“老实交代”。郑律成为这个战士写了证明。
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和连续几年的灾荒，敌后根据地军民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常说“小米加步枪”，但是，那时只有逢年过节会餐的时候，才能吃到小米，平时吃的都是玉米、黑豆、红高粱，加上一些野菜，煮成糊糊，缺油少盐，难得一饱。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敌后抗战，党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朝鲜同志也积极响应党中央这个号召，开展生产运动。
朝鲜同志很能吃苦耐劳。他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开了许多荒地，种了玉米、谷子和土豆、南瓜、辣椒、白菜、豆角等。郑律成除了参加集体生产以外，还在自己门前种了一小片菜地。收获后三成归己，七成交公。他笑着对我说：“我钓上鱼交公，一斤可以顶十斤菜。”
郑律成不仅在政治上很坚强，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在生活上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多面手。物质条件再困难，他总是带领大家把生活搞得红红火火的。
有一次，我在他们那里工作晚了，郑律成同志让我留下，住在他那里。他住的是一间小小的房子，土炕占去了房子的一多半。炕上放着一床单薄的黄色军被，和一个当枕头用的小包袱。用白纸糊住的小窗子旁边，有一个砖头垒起的“桌子”，上面放着一些书报和文具。地上还堆了许多鱼网、绳子和鱼钩等物。我好奇地问他：“你还搞鱼吗?”他笑着说：“吃罢晚饭到清漳河钓鱼去，改善改善生活。”饭后，他领我走到河边。先在沿岸石头缝里捉了一些小蛤蟆，一个个穿在一条十几丈长的绳子系着的许多鱼钩上。他把绳子的一端，绑上石头，自己下到齐腰深的河里，慢慢把石头沉了下去。绳子的另一端牢牢地拴在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晚上我和他挤在一床被子里，天南海北地谈了半宿。第二天天不亮，他把我叫醒，说是收鱼去。我对于他用这种办法能不能钓到鱼，半信半疑。可是，当他慢慢把绳子拉近岸边时，我果真看见鱼钩上挂着两条三四斤重的鲇鱼在那里挣扎。我真是又兴奋又惊奇。他把那条大些的送到伙房给大家吃，另一条，我们两人美美地吃了一顿。从那以后，我们常常到河里去钓鱼。1944 年他回延安时，把那套自制的渔具送给我，我也学会了钓鱼。我和他相处，发现他生活很有滋味，非常乐观，什么困难也吓不倒他。除了钓鱼以外，他还做了些像老鼠夹子的东西，放在山坡上夹野鸡、野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