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兴起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在上海各阶级、阶层中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共上海区委的领导下，为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军阀的反动统治，重新掀起了罢工浪潮。7月11日，上海总工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宣言，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待遇，保证工人人身权利，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11条最低限度要求。在这次大会的号召下，全市工人积极投入罢工斗争。7月有7万余工人举行罢工。8月，日商纱厂工人2万人为反对日商内外棉纺织厂大肆开除工人领袖，举行了持续28天的罢工。自6月至9月，参加罢工的工人超过20万人。尤其到8月以后，工人们已逐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
在此期间，上海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国民党头面人物，不再热衷于为孙传芳维持统治的所谓东南五省和平运动，转而谋求推倒孙传芳，实现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虞洽卿因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职务;解散了由他控制的商团武装南、北市保卫团，而与孙交恶。鉴于上海总商会已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虞遂另组上海商界总联合会与之对抗。9月初，当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时，虞洽卿接连发表了一些左倾言论，主动与共产党人联络，希望助他“取得上海政权”。国民党驻沪军事特派员和国民党上海特务委员会委员吴稚晖，也准备乘北伐军向东南进军之机，在上海建立国民党政权。但他自知国民党群众基础薄弱，武装力量涣散，因此很想借助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总之，“北伐军势力的进展，给各阶级民众以新的希望，不独工人群众，小资产阶级的民众都行动起来，并且一部分大的及中等的资产阶级都动起来，抛弃从前依附军阀的心理，转而依附北伐军”，上海出现了有利的革命形势。
9月3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在上海开展自治运动和市民武装暴动，以便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统治。9月6日，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号召上海市民团结起来，组织职业团体，实行区域联合，加入革命政党，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进行反抗斗争，“以图根本推翻现存的统治，夺取民众的政权”，“建立民选的自治机关”。随后，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共同制定了《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计划》虽指出工人阶级应当成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又认为工人阶级由于自身的组织和战斗力不强，所以在暴动中“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我们的方针只能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实现一个相当意义的资产阶级式的自治政府”，而不是“幻想”用市民暴动的力量，立即在上海实现“平民政权”。中共中央指出：工人阶级参加暴动的目的是“不拿政权，得到自由”，即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的自由等等。
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上海区委一开始就把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在发动市民自治运动的同时即着手于组织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各分区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秘密地开办武装工作人员训练班;组织工人纠察队。到10月，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2000人，其中有武装的130人。
10月上旬，上海区委派汪寿华去和钮永建、吴稚晖商讨上海自治事宜。经过协商，双方决定组织一个由工商学共同参加的和平维持会。17日，区委召开会议，提出对于和平维持会的策略：在政治上，应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在组织上，应以商界占多数，工、学占少数，共产党“不能去占多数，只在旁参加与暗中指导”。区委遵照陈独秀关于“要特别具体与虞洽卿谈组织地方政府”的指示，确定以虞洽卿为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和中心。虞对中共提出组织“以商界为主体”的政府十分赞同。许诺由他本人负责联络商界头面人物，并希望“工商两界合同动作”。但当北伐军在江西受挫时，他的态度又骤然冷漠，有意避居宁波故里，不愿与闻政事。
10月16日，当和平维持会正在筹组之际，浙江省长夏超宣布起义，归附国民政府，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翌日，夏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为配合夏超的军事行动，上海区委于19日确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振赢(任总指挥)等组成总指挥部，直接领导工人武装，与钮永建控制的武装力量配合，举行武装起义，实现“推翻孙传芳在上海的势力，并与资产阶级联合组织上海市政府”。20日，区委再次发出《告上海市民书》，号召市民武装起来!驱逐孙传芳的驻防军!召集市民会议!组织委员制的市政府!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也发表宣言呼吁召集市民会议，实行市民自治。
钮永建原计划于18日举行暴动，与夏部里应外合，占领上海;旋因准备不足，改定于24日晨举行。至23日，夏超兵败，形势逆转。钮虽已闻讯，但仍于仓促中通知上海总工会按预定时间举行起义。上海区委认为夏虽失败，但北伐军已克服九江，形势仍然很好。即于23日下午5时下令举行武装起义。
24日零点，中共上海区委组织的各区工人纠察队350余人中只有200人按总指挥部的部署，陆续到达各自岗位。原相约以军舰炮声作为起义信号，但是直到天明，信号未见发出。总指挥部发现情况有变，命令立即停止起义。此时，有些区的工人纠察队因未接到命令，已经同警察、巡防队接火，发生了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闸北一带的工人纠察队因接到指挥部的命令较早而未行动。钮永建组织的便衣队，虽号称1000人，结果只有100余人有所动作。加上这支便衣队又是临时纠合的无业游民，毫无战斗力，一遇军警，即作鸟兽散。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实际上并未发动起来就失败于襁褓之中。孙传芳部在镇压了夏超起义后，连夜转回上海，对工人、市民进行残酷镇压。工人100余人被捕。上海总工会委员陶静轩、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多位共产党员英勇牺牲。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是必然的，因为中共上海区委对武装起义完全缺乏经验，在起义时机的选择上，主要依赖于外部条件，即依赖于夏超的胜利和孙传芳军队的倒戈上，结果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武装十分薄弱的情况下就仓促发动起义。在依靠谁发动起义的方针问题上，由于受中共中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指导，“过于着重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依赖国民党”;把虞洽卿、钮永建之流当作暴动的中坚，缺乏立足于群众斗争基础上进行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甘心让资产阶级当主角，工人阶级当配角。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又未打算组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结果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军事冒险。
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的最初尝试，它为以后起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二、市民自治运动的高潮和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
中共上海区委在反复研讨第一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继续发动群众，推动市民自治运动，适时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成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的方针。
11月初，北伐军相继占领九江、南昌，孙传芳在江西的主力大部分被歼。19日，孙传芳在天津与张作霖、张宗昌会商，议定由张宗昌率直鲁联军15万携军用票2000万元南下援孙。这使苏、浙、皖三省人民大为震惊，商界人士更是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中共上海区委抓紧这一时机，再次号召上海市民武装自卫，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并针对三省人民的切身利益，响亮地提出了“拒绝奉鲁军南下”的口号，作为市民自治运动的直接目标。
市民自治运动首先在上海工商学界掀起。11月11日和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拒绝奉鲁军南下。
自治运动在苏、浙、皖三省也得到响应。11月14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虽然三省联合会在其成立之初闭口不提撤退孙传芳驻军，侈谈停止三省以内军事行动，其实质是反对北代军继续东进;但当奉鲁军决定南下后，该会多数人的立场迅速转变，表示要脱离孙传芳，反对张宗昌南下，欢迎北伐军。三省自治运动遂与上海自治运动融为一体。
11月28日，上海各界400余团体5万余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奉鲁军南下;拒绝使用军用票;划上海为特别市，由工商学各界组织自治政府等项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至此，上海自治运动形成了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潮流。
12月6日，上海市民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市民公会由上海闸北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大会推举沈钧儒、王晓籁和共产党人林钧担任总务委员。为了把市民自治运动置于中共上海区委的直接领导下，区委决定建立市民公会党团，党团人员须按区委决议在公会中进行活动。
上海市民公会决定于12月12日召开市民大会，因孙传芳命令上海卫戍司令李宝章严加制止，遂改称团体代表会议如期召开。次日，孙传芳即下令取缔该代表会议，并缉拿其首领。被通缉者达80余人。上海总工会、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等相继遭到查封或取缔。上海市民公会也于次年1月8日被查封。轰轰烈烈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暂时沉寂下来。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和初期相比较，有着明显的进步。中共上海区委直接参与了对自治运动的组织领导，把分散的团体联合起来;把各阶层群众的不同主张，统一到中共所提出的反对奉鲁军阀，响应北伐军，建立市民自治政权的政治要求上来。在规模上，自治运动已由初期少数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活动，发展为包括工商学各界群众参加的市民群众运动。这就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月中旬，北伐军向浙江胜利进军，占领杭州，逼近上海。2月16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乘孙传芳部退守江北之际，发动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次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起义。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即发布《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翌日，发布总同盟罢工会和罢工宣言，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等17条最低限度的要求。
上海工人踊跃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19日，首批(15万)工人走上街头。以后几天参加罢工的人数与日俱增。至第四天，增至36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22日，北伐军前锋已接近松江，进抵上海已是指日可待。上海区委决定于当日下午6时，把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以人民武装力量扫除军阀势力，建立市民革命政府。是日正午12时，在区委的主持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它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构和暴动胜利后的权力机关。委员会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6人，国民党左派2人。
同一天午后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对岸的海军军舰建康、建成号上的士兵，在担任大副的共产党员指挥下，炮轰高昌庙兵工厂，打响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信号。6时正，各区工人闻讯而动，呼啸而出。在南市和闸北两区，工人和市民群众同仇敌忾，同军警展开了巷战。面对全副武装的军警，起义者因多数人赤手空拳，或持低劣武器，虽英勇奋进，慷慨赴死，终难取胜。战斗一直持续到23日晚。在起义中，有40余人牺牲，300余人被捕。
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牺牲，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24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同盟罢工告上海全体工友书》指出：暂时停止罢工，“决不是对孙传芳和李宝章让步，而是准备更进一步的新斗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虽然又告失败，但这次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是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反抗封建军阀的第一次伟大的政治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强大威力，它证明了“上海工人是真正反抗恶势力为一切民众争自由的先锋队”。
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主导思想上还没有脱离右倾机会主义的窠臼，“没有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决心”。虽然区委确定这次暴动应以“无产阶级的工人及比较革命的学生群众，一部分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为主体，但仍主张暴动后应“完全以比较左倾的资产阶级出来掌握政权”，“无产阶级的工人及许多下层民众，纯处监督地位”，使“民众可以乘此得到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上海区委在罢工前，并没有充分进行思想动员和对工人进行切实的武装准备;待罢工发动起来后，又“等待大资产阶级之援助，撇开了小资产阶级而不加以领导鼓励”，把“暴动胜利的保障”寄托于钮永建“接洽李宝章部下兵变(军官改变态度)，大商肯发命令罢市”等不切实际的幻想上。然而资产阶级对罢工和起义却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拒绝宣布罢市;虞洽卿甚至不同意把他的名字列入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而公诸于众;钮永建也毫无作为，致使武装暴动没有形成全市人民的共同行动。
其次，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还缺乏领导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的经验。对“罢工几乎没有具体的策略和具体的行动要求”，“罢工前没有宣传鼓动，没有散发传单，也没有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更没有为这次罢工而设的军事组织”。上海总工会在下达总同盟罢工命令时，并“没有指明上海的行动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以致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直到21日，上海区委才觉察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缺点，立即发出“特别通讯”，着重提出“目前我们唯一的重大责任，在于指示上海的市民、工人阶级创造民主的革命的市政府”，但为时已晚。
再次，在总同盟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时机的把握上，上海区委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上海区委认为北伐军进驻松江是起义的最佳时机，以为北伐军立即可以打进上海，支援工人起义;岂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因害怕引起帝国主义干涉，而停止向上海进军，致使李宝章得以集中全力镇压工人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