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偏安江南百余年，出了十多个皇帝，除了宋孝宗之外，几乎没一个皇帝想打仗，而这些皇帝中，又因屈辱求和、岳飞之死，宋高宗被骂得最惨。
实际上，赵构真正该骂的地方，是对内的民生问题。赵构向金求和的目的是“与民休息”，只要老百姓能够不被战争蹂躏，能够过上太平富足的日子，求和算不了什么。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赵构所做的事情，却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前的战争期间，赵构曾以“济军用”为名，向百姓预借赋税，性质上就是发行国债，到时候要还的，即使不还，也要冲抵以后的赋税。
但是，战争结束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赵构不跟老百姓讲道理，赋税不仅不冲抵减免，还继续增加了。
如绍兴十二年他下诏，命诸路常平司卖官田时要租佃人“增租三分，如不愿增者，许人划佃”。
“预借之税，今尚未免，巳预借之弊，折纳太重，近于重敛”(《系年要录》)。有些州县在折纳税绢时，甚至“每匹有至十千者”，民不堪命。
在征收赋税时，赵构还强迫老百姓“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
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若这些赋税只是临时增加也还罢了，最可怕的是，这些赋税一但增加，就没有回头的可能。
老百姓负担之重，已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甚至连赵构自己似乎都有些“过意不去”了。
绍兴二十三年，江西帅臣张守奏请减免当年百姓历年积欠的预买、和买之费，赵构考虑再三，欲准其奏，但“时秦桧为相，方损度为月近，且日虞四方财勇之不至，怒而不行”。
皇帝想答应，丞相却不干，最后是皇帝向丞相妥协，君臣两人演了一出双簧。不久后赵构又下诏，在各地增加了名目更为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两浙百姓责要缴纳绵、绸、税捐、茶捐、杂钱、白米六色，和别科米麦，“有一亩地纳四五斗者”;京西地区，根据隐田，“增添租米，加重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托钱，醋息钱、麦引钱，各色不一。”等等。并令各地，“间乞减免，理宜禁绝。”
也就是说，以后减免的事情连提都不让提了。
秦桧在史上骂名不少，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他也是给老赵家打工的，国家的衰败赵构更逃不了干系。骂秦桧，也该骂宋高宗，不分彼此。
绍兴和议之前，南宋只发生过一起农民起义，即岳飞镇压的杨幺起义，而和议之后，国家和平了，老百姓却纷纷揭竿而起，各种规模的起义频出，福建有“数十百部，部数千至数十百人”，以管天下、伍黑龙、卓和尚、何白旗、满小红、朱明领导的义军为最;宣州(安徽宣城县)有摩尼教徒俞—领导的起义;江西有刘花、何花等人的起义，波及广东的循州、梅州、潮州、惠州等地，规模比较大。
海南岛有“琼、崖、詹、万四州”百姓、浙江台州地区的百姓)、江西传州的摩尼教徒、福建建州颐宁县的饥民、浙江衡州的饥民、江西吉州地区的农民等等，都纷纷揭竿而起，杀富济贫，屡挫官军。
和议之前要抗金，老百姓虽苦，却也支持朝廷，枪口对外，众志成城;和议之后，如果赵构的爱国爱民，想“与民休息”，老百姓过好日子，当然不会造反。
然而看看赵构的所作所为，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农民起义实在太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