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韦贤妃传》还称，“绍兴十二年，太后年已六十”，这与同一传记中“十九年，太后年七十，……二十九年，太后寿登八十”的记载前后明显矛盾。可见，在韦氏的年龄问题上，《宋史》有所藏掖，或者说，宋高宗故意把生母年龄虚增了十岁。
宋高宗为何要刻意掩盖生母的真实年龄呢?这还得从“靖康之难”说起，韦氏被俘后，与成千上万的北宋男女受尽了折磨和蹂躏。对于男人来说，被殴打，被杀戮，咬咬牙，闭闭眼，也就过去了;而对于女人来说，面临的却是禽兽般的奸淫和侮辱。
《燕人麈》载，“天会时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妇女分入大家，不顾名节，犹有生理;分给谋克以下，十人九娼，名节既丧，身命亦亡。邻居铁工，以八金买倡妇，实为亲王女孙、相国侄妇、进士夫人。”一般女俘如此境遇，皇帝后妃的屈辱遭遇可想而知。三十八岁的女人只要保养得当，韵味依然十足。
而对于在后宫养尊处优的韦氏来说，这个年龄必定风情万种，何况她能成为宋徽宗的女人，貌美指数自然不低。韦氏被俘后，“二起北行，入洗衣院”——《宋俘记》。洗衣院字面上像是洗衣机构，但从与韦氏一同被遣送到洗衣院的朱、赵二女子次日“并蒙幸御”来看，洗衣院实际上是金国贵族淫乐的场所，类似妓院。韦氏在洗衣院，不可能冰操独守。
天会八年(1130)六月，金太宗下令将“宫奴赵母韦氏、妻邢氏、姜氏凡十九人，并抬为良家子”。从洗衣院出来后，韦氏嫁给金国盖天大王完颜宗贤为妾。关于韦氏改嫁一事，辛弃疾《窃愤录》记载，“良久，屏后呼一人出，帝(按：宋钦宗)视之，乃韦妃也。太上俯首，韦妃亦俯首，不敢视。良久，盖天大王命左右赐酒二帝及太后，曰：‘吾看此个妇面。’盖韦妃为彼妻也。”。
《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也讲述了韦氏改嫁：“一日，……郎主遂大怒，就将后赐死于外罗院，累及赵后族属为燕京官妻的十余人，一并赐死，……韦夫人险乎也被株连赐死，亏得盖天大王爱护，向郎主力争说：‘废后赵氏，吾妻韦氏，并非族属，何得连坐?……缘何概不追究，偏偏罪及韦氏?……臣弟不敢闻命，务请收回成命。’郎主不得已，就把牌使召回。”演义这东西，七实三虚，完颜宗贤称韦氏为“吾妻”，决非空穴来风。嫁给完颜宗贤期间，韦氏生有一子(一说二子)，为此，金太宗还曾两次“奖励”宋徽宗和宋高宗。
天会八年七月，金太宗诏曰：“用邀宠注，比并有身，叛奴赵，曲加荫庇，免为庶人”;天会九年四月，金太宗诏曰：“本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各举男子一人。眷念产孕之劳，宜酬衽席之费，可各赐白金十锭。赵赵让美不居，推恩锡类，可并赐时衣各两袭。”
此外，托名辛弃疾所著《窃愤续录》记载，“或日，有单马若贵家人，寺僧令监者与阿计替入室，反锁其门而去。且曰：‘盖天大王并韦夫人来此作斋。’移时，帝于壁隙中遥见韦妃同一官长潜行，从傍有一人抱三四岁小儿，皆胡服，每呼韦妃为阿母，于是帝知韦妃已为盖天大王妻也。”观此情形，这个“三四岁小儿”应为韦氏所生。
这个儿子是不是韦氏所生另一子，不敢断言，但韦氏曾为完颜宗贤生子，是毋庸置疑的。韦氏在金国生活了十六年，其遭遇不可能不外传。为了掩饰宫廷丑闻，宋高宗便在韦氏的年龄上做文章，将其虚增十岁。
从绍兴十年开始，每逢韦氏“生辰、至、朔，皆遥行贺礼”，并将典礼加载史册，依此表明“韦后北狩，年近五十，再嫁虏酋，宁有此理?虏酋舍少年帝姬，取五旬老妇，亦宁出此”，强调韦氏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改嫁、生子的有关传闻不过是金人“编造秽书，以辱宋康”而已，不足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