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季兴去世以后,其长子高从诲承继父业。南平的国策从这一时期趋于完善和定型,在治理南平期间,从高诲与其父都有相同之处,只小有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是逐渐确立了奉事中原王朝的政策。而且,手段更为高超和巧妙。
对外政策上,高从诲开始奉行“事大以保其国”’和交好邻道的双重主张。他上表向后唐明宗李嗣源请求重修与后唐的臣属关系,得到后李嗣源的准许。于是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派押衙刘知谦上表请求归附后唐,并进献三千两白银赎罪。李嗣源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任侍中。从当时的形式来看,中原王朝无疑是相邻政权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实体,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高从诲“事大”政策的目标。
高从诲在位时期,南平也没有忽视与其他势力的交往,主动与相邻政权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与吴、南唐、马楚和后蜀间鲜有战事发生。比如对南平东面代吴而立的南唐,高从诲较早就已经看清形势,在吴国的权臣李昪尚未登基之前,遣使劝他早日上位,这样的举动果然为后来南平与南唐,建立良好关系莫定了基础。
高从诲的对外政策以“事大,为核心,而辅以交好四邻的原则,与其父成策确实更为理性和务实,也更加灵活和开放。这种政策的执行,大大解除了长久以来笼罩在于南平之上的战争阴云,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南平政权的延续确立了良好的基调。高从诲的后继者,莫不踵行其策,以保其国。
高保融、高保勖、高继冲在位时期,与之前两位相比已经逊色许多,南平呈现衰退之际,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南平后三位国主的才干、智识不及前两位国主以外,后周和宋朝初期,中原王朝日渐强大,统一趋势的增长,也是关键性的要素。高保融等人的无所作为,单纯保守也是必然的。总得来说,三主统治期间,高保融在位时,南平勉强可以正常运转有序。其后,南平的政治局势一年不如一年。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赵宋政权建立。宋太祖即位之初,对南面的南平早已有吞并之心,由于南平贡奉甚勤,暂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贸然兴师动众,毕竟有损新建未久的赵宋政权形象,而且极有可能导致诸侯离心,甚至对将展开的统一战争产生障碍,此种局面有违宋太祖的初衷,但是,兼并南平的意图已经不可动摇。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趁湖南周行逢病卒、其子周保权继立之际,衡州张文表举兵叛乱,自称留后。周保权遣使求援于南平,并乞援于宋,次年二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李处耘领军讨伐张文表。由于事先已实施诺干先期准备工作,宋朝对南平已是志在必得,于是,借此应援湖南的大好时机,宋军以假道之计顺便降服南平,高继冲归降于宋,高氏南平国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