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国共双方摒弃前嫌，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这场正义的民族战争中，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局势，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邓小平显示出其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风采。
抵制王明错误，独立自主开展工作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正当邓小平接受重任之际，中国共产党内正面临着一股右倾错误的干扰。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在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第二日的会上，王明又作了第二次发言。王明的报告和发言，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右倾主张。公开抹杀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在12月25日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里，王明进行推行他的右倾主张。
王明的论点显然有悖于洛川会议精神。但由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因而迷惑了不少与会者。一时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论调充斥报刊、会议，许多大刀阔斧地开辟敌后工作的同志被打在闷葫芦中，不敢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
1938年1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政委的电报下达，1月6日，北方局、军分会在马牧召开会议正式传达。
传达会刚刚结束，邓小平和彭真就去刘少奇住处，就王明的讲话和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质疑：12月会议和洛川会议的精神为什么明显的不同?如果国民党当局不同意我们发动群众，不同意我们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还怎样开展工作?邓小平认为，没有自己掌握的部队，目前这种情况岂不坐视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吗?刘少奇对此也想不通。
从刘少奇处出来，邓小平和彭真又找任弼时谈了他们的观点，得到任弼时的支持。
晚上，刘伯承、彭真来到邓小平的住处，研究回去后该怎么办。邓小平谈了他的观点与想法。他认为，王明从国外带回的意见，不符合中国目前的抗战实际。王明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注定是要失败的。毛泽东早在洛川会议上就指出，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上来。因此，共产党在抗战中必须有当仁不让的气魄，主动地、勇敢地挑起领导抗战的担子，用全面抗战的路线，去影响、带动国民党。刘伯承和彭真赞同邓小平的意见。
1月18日，邓小平、彭真回到太行山中，与随后赶回的刘伯承一起，本着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当仁不让的气魄，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
为了迅速打开冀南地区工作局面，从三八五旅七六九团抽调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骑兵连组成东进纵队，于1月挺进冀南;
1月28日，以师教导团派出的干部为骨干，建立起一二九师游击大队，到榆社、武乡、襄垣、黎城一带活动;
2月9日，以师教导团的30多名干部和地方党相配合，建立起一二九师游击支队，到平(定)和(顺)公路以东、正太路以南、平汉路石家庄至内丘段以西地区活动;
2月10日，以师教导团2个连为骨干，建立起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到辽县以东、平汉路邢台至磁县段以西及漳河以北地区活动;
2月17日，以三八六旅七七一团的1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为基础，建立起一二九师独立游击支队，在白(圭)晋(城)公路以东、漳河以南、平汉路以西的地区活动。
在大刀阔斧地分遣部队、发展游击战争的同时，一二九师师部和冀豫晋省委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全面部署太行山区的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贯彻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思想。
2月2日到3日，刘伯承、邓小平召开一二九师第五次军政会议;
2月4日到5日，一二九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一二九师开会的同时，彭真、李雪峰召开了有各特委、县委、区委(有的为工委)负责人参加的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
3月中旬，邓小平等协助李雪峰以中共冀豫晋省委名义，在西河头村召开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
在邓小平等领导下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发挥了激浊扬清的作用，王明的错误主张给敌后工作带来的阴影被一扫而光，抗日的新局面开始形成。
正确维护和运用权威
1940年8月，彭德怀领导华北八路军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刘伯承、邓小平率一二九师38个团参加了百团大战。从8月20日夜至9月30日，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取得重大胜利。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集中兵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从10月6日起进入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一二九师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处境十分艰难。
10月28日，刘、邓率师部人员连夜到达宋家庄，在日趋严重的形势面前，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准备各自为战。彭德怀命令一二九师集中全力在关家垴消灭敌三十六师团冈崎大队。29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以及决死纵队对关家垴实施总攻击。整整一个上午，炮声隆隆不息。中午，刘邓率师部人员奔赴前线。赶到西申坡后，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顺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尽管机要科和一科的同志疲惫不堪，但他们都不折不扣地执行邓小平的指示，坚守岗位。夜十时许，彭德怀来电，规定次日4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垴、东庄、中村之敌。从4时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敌机狂轰滥炸，一二九师的伤亡数字不断增大。
在距关家垴不远的刘邓指挥所内，刘伯承、邓小平密切关注前线战况。陈赓电话报告说，部队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关键时刻，刘伯承对着话筒对陈赓大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这时，邓小平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邓小平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这几个字字字千钧，陈赓表示坚决服从，继续率部与敌拼杀。
这以后，电话来往不断。一会儿听说已歼敌500余人，还要300余人逃进了山里的窑洞。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去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在刘邓的指挥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日军抓去的民夫回来讲，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
关家垴一仗后，在部队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这个“怕”并非害怕，而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纪律面前折服。邓小平在紧要关头，能正确地维护和运用权威，实行纪律，正说明他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反对麻木，开创新局面
百团大战后，日军疯狂报复，更加强调以主要力量对付共产党，要“彻底地实施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对抗日根据地实行连续的残酷扫荡，并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图彻底摧毁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太行根据地是日军摧毁、破坏的重点地区。1941年、1942年两年中，日军在腹心地区和边沿区捕捉、杀害的抗日军民达35万多人。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频繁制造摩擦，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大批国民党军公开投敌、通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
遗憾的是，根据地的一部分干部，对严重局面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对敌人1941年3月30日到4月3日的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几乎没有反应。事后，还认为这种欺骗人们的“运动”不过是昙花一现、喧嚣一阵而已。这样的精神状态，对坚持斗争、克服困难是非常有害的，导致了太行根据地开始出现严重的退缩局面。
在这重要关头，1941年4月28日，邓小平在《党的生活》第36、37期合刊上发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他尖锐指出：形成严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敌人和顽固反攻派的进攻，而在于我们自己工作上的弱点”，如关门建设的倾向，对地方武装吞并主义，对敌斗争中党政军民配合差，一些同志对局势的麻木，等等。他要求“全军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性，用一切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困难”。并敲响警钟：“谁要是忽视了这个事实，那不仅是麻木，而且是罪过!”
在文章中，邓小平还提出了克服困难的方针和方法：最中心的是武装斗争，党政军民必须努力建设与发展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其次，必须环绕着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要加强敌占区、接占区的工作，贯彻党的各项政策;要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加紧争取和瓦解伪军组织;要开展强烈的文化斗争，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揭破敌人的奴化教育和造谣宣传，要打击汉奸与维持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共同对敌;要特别注意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最后，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向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反对关起门来建设的思想。
邓小平《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是太行区党政军民战胜困难的思想武器。它使各级领导清醒地看到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局面，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弱点与错误，对以武装斗争为核心展开全面对敌斗争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增强工作中的自觉性与紧迫感。这对于克服太行区当时的严重局面，开创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正确处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
实行民主政治，建立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是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一项基本政策和重要工作，也是克服严重困难的一次重要措施。当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三三制”的政治体制后，邓小平便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贯彻落实。
在根据地内实行“三三制”政权，关键在于共产党是否能在领导政权工作时，贯彻民主精神。当前，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内，实际上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党包办代替政府的现象普遍发生。党内一些同志不十分理解“三三制”的深刻意义，甚至认为这样会削弱党的领导。这样的状况严重不利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1941年4月15日，他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鲜明地提出要反对“以党治国”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以党治国”是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后的形式，“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主要文献之一。邓小平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政策，“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并就党团在政权中的作用、政府机关中党支部的工作、加强民主教育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
邓小平的这篇文章，对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党如何处理与政权的关系，真正实行党政分开，起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文章发表后，冀太联办(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中共党团，曾认真学习过，并按照文章精神，检查改进了工作。晋冀鲁豫边区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进程中，三三制政权所包括的各项具体内容，也基本上得到了落实。
领导渡过经济难关
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与经济封锁，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极为不利的困难局面。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雹灾和虫灾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敌祸加天灾给晋冀鲁豫边区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与威胁。
为了改变这一困难局面，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了大生产运动。但大生产运动也受到很大的干扰。一些人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是“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一部分士兵中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上级总会给米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加上害怕别人的指责，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在这严峻的时候，邓小平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地方。
1943年9月21日，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在这次会上，他还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决议。他要求对“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以后又将奖金数额提高到“200元到300元”)并肯定“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同时，“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
邓小平对大生产运动意义的阐述和“奖勤罚懒”制度的提出，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1944年4月1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八路军前方总部滕代远参谋长、杨立三副参谋长制定并颁布了《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方案》依据毛泽东和李富春当时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和“公私两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本人就有权享受(对劳动所得，个人和集体分成)，生产得越多，所得也就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提倡私人积蓄。《方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在思想上“清洗”那些“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的“毒素”;同时“坚决反对个人经营商业、投机取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的唯利是图”。
邓小平不但支持这个方案，而且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约同刘锡五等连日抽暇到他们“承包”的地里锄麦子。《滕杨方案》的公布实施，充分调动了机关部队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
领导整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整风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太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1943年11月10日，他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他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党的历史教训，指出：“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还有另一个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9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9年是很幸福的”。
邓小平在报告中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的这一认识与当时许多中共领导人的认识是一致的。1943年7月8日，王稼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邓小平是继王稼祥等之后较早提出和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中共领导人，在帮助全党认识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起来。各级党组织向党内外抓紧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整风运动的首要任务。一时间，在冀鲁豫边区的党员干部中掀起了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
在领导整风运动中，邓小平和北方局还同时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
审查干部是中共中央在1943年8月发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后开展起来的。在此之前，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向陕甘宁及各个抗日根据地派遣了一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因此，在各根据地中有必要开展除奸反特斗争。但由于对敌后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特别是受到康生在延安掀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错误做法的影响，审查干部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针对审查干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及时加以纠正。他多次和北方局召开有关领导干部会议，弄清情况，坚决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审查干部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反对“左”的错误。他在《正确的展开除奸反特务斗争》一文中指出，逼供信的做法不利于群众的反奸热情，不利于争取更多的人，更为危险的是，“容易为反革命分子利用”，“稍一不慎，就会上特务的大当，造成内部的不安和恐慌”。他特别注意领导干部的“左”，指出：首先领导同志头脑要清醒，要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针对冀鲁豫边区的“湖西肃托事件”，邓小平指出：这一事件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警惕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钻营进行的暗害活动。对于人的处理我们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要严禁逼供信。
邓小平的这些忠告，很快地被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各级领导所接受，从而制止了扩大化的进一步蔓延。对于扩大化造成的错误，也进行了甄别。由于邓小平和北方局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纠正和反对“左”的做法，因而到1945年春，历时二年之久的晋冀鲁豫边区的整风工作顺利结束。经过整风，全区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团结，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各项任务的顺利进行。
给毛泽东提供“内容极好”的材料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在党中央安排下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由邓小平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39岁的邓小平担负起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和一二九师三副重担，独立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这期间，邓小平除了领导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整风和审查干部、救灾等项工作之外，还为毛泽东提供了“内容极好”的材料。
为了进一步了解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为中央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准确的事实依据，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电各抗日根据地负责人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等，请他们调查十项问题。这十项问题主要包括：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和“三三制”的推行是否产生了“左”的现象?减租工作的偏向是否存在?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抚两项工作是否有进步，缺点是什么?今后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的可能性如何?中央对城市工作的指示实现的可能性如何?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是否可以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而不影响财政支出?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安排计划、互助组织和合作社的态度如何?等等。毛泽东要求用当地材料“请作一次或分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祥，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
邓小平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着手搜集材料，进行了研究整理，于8月24日回电答复毛泽东的提问。邓小平的报告仅5000字，但言简意赅，内容充实，毫不回避矛盾，也不掩饰错误和问题。它既是一份情况汇报，更是一份研究政策的报告。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答复后，十分满意，立即指示转发各根据地参考。他并于12月25日复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邓小平的报告，对毛泽东制定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毛泽东以邓小平及各根据地反映上来的情况为依据，在这一时期对陕甘宁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本文节选自《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九州出版社，宫力 周敬青 张曙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