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丘念台与东服队（上）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共同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许多台湾同胞西渡祖国大陆，加入抗日阵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以翔实的资料，介绍了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及其领导下的“东区服务队”在粤东地区的抗日救亡事迹，以对“东区服务队”建队80周年的纪念。

　　以中共党员为骨干成立东服队

　　丘念台(1894-1967)，名琮，念台是其字也，生于台湾台中，长于广东蕉岭，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采矿专业毕业。其父为著名的反割台抗日爱国志士、进步教育家和杰出爱国诗人丘逢甲。丘念台自幼深受其父影响，青少年时代即怀有浓厚的反日思想，在日本读书时，曾暗中组织了一个名为“东宁学会”的政治团体，积极联络、团结了一批台湾留日学生，引导他们认识祖国，进行反日活动。丘学成归国后，先是在东北开矿，后出任广东省“省府高级顾问”、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及中山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联络南洋华侨募捐，支持东北义勇军;并曾协助广东省政府，破获日本领事馆的间谍组织;“一·二八”淞沪抗战，他积极支援国民党十九路军抗日;“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拥护国共合作抗日。1938年2月, 他力排众议，以“中山大学教授”的名义亲赴延安考察。途经武汉时会见了周恩来、叶挺和叶剑英。

　　丘念台在延安认真考察了近3个月的时间，期间得以会见毛泽东、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丘还经常到抗日军政大学及陕北公学听课，并应邀发表演讲。这趟延安之行，加深了他对中共的了解，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会见中共领导人时，丘自告奋勇地提出，回到广东后他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工作，并希望得到中共的支持和帮助，派干部协助他工作。于是经党组织同意，从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毕业的丘继英、林启周、魏良俊、杜声闻、卓扬、蔡子培、关其清、邓慧、黄炳辉、陶祖梅、肖昭声、丘时琬等12位闽粤客籍学员(全部是中共党员)先后回到广东，协助丘念台开展抗日工作。

　　丘念台从延安回到广州后，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授予他“少将参议”的名衔，指令他负责惠、潮、梅属25县的民众组训工作。丘即以上述12位从延安回来的青年为骨干，组成核心小组，自兼队长，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简称“东服队”)，向粤东出发。

　　以蕉岭文福为试点开办青训班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华南战争爆发。日军仅用了10天时间，就占领了广州、虎门等要地。东服队出发时，已是广州弃守的前夕，形势十分紧张。没有车辆，他们即从佛山、四会、翁源步行至清远，再由英德至兴宁到达梅县，步行2000多里。

　　梅县是粤东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东服队到达梅城后，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首先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大力宣传全民抗战的主张，号召各行各业，大敌当前要不分党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并通过写文章、作报告，介绍陕北延安的见闻，指出必须发动民众才能形成抗战的坚强力量。特别是丘念台谈他访问延安的观感，颇获各界的好评，鼓舞和激发了许多进步爱国青年踊跃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

　　东服队在梅江舟中设计了一个圆形的队徽——“黑红两线圈边，中间用斜线分开半圆。上黄下蓝，并绘山河线形，即显示祖国西北大陆和东南海洋的形象。它的含义是：以铁血保卫祖国河山。”为鼓舞士气、明确奋斗目标，丘念台还作了一首气势雄壮的队歌：“南海风波恶，惠、博、增、从落，白云山下倭兵着!步行二千里，东区服务队，动员民众自卫!团结、严厉、自省、奋斗、牺牲!岭外三州作根据,除人民疾苦，善人民生计。大家齐奋起，老幼男女，必收复失地!”从这首队歌可知，当时东服队的计划十分宏大，要在粤东地区组织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收复失地。

　　为了建立根据地，他们决定从一个乡着手进行试点。经过慎重研商，他们选定了丘念台的家乡蕉岭县文福乡(今“文福镇”)作为试点。为了培养干部，他们首先在文福乡白湖村创兆学校开办了一个青年干部训练班，陆续招募了100多名来自蕉岭、梅县、大埔、兴宁、平远等地的青年学生。

　　丘念台把丘家子侄召集起来训话，命其成年者都要参加训练班接受培训，准备到前线服务。他的正在读中学的独生女儿丘应棠，以及侄儿丘晨波、侄女丘申荣、丘兰枢等，都参加了训练班。

　　此时参加东服队的徐森源在后来回忆说：“东区服务队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完全是采用延安抗大和陕公的方式方法，主要是上政治课和小组讨论。政治课有‘抗日理论’‘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游击战术’等课程，上完政治课后即举行小组讨论，加以吸收消化。当时东区服务队从广州带回来一批进步书籍。在这期间，我读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辩证法讲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后来在东区服务队期间还读了不少毛主席写的小册子)，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等等。同时也系统地讨论了‘中国抗日战争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以及国际时事’等。后来干部训练班结束以后，曾经将小组讨论的结论编成小册子，书名叫《总动员》。由于当时学习热情很高，因而使我初步建立了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进一步认识了我党的性质和我党过去的光荣历史。除了学习政治、时事，干训班的重点是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并进行游击战演练等。”

　　文福实验区被誉为“小延安”

　　干部训练班结束后，一部分学员回原籍工作，大部分学员在东服队领导下，以文福乡为实验区搞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在各村开设青年“拳馆”，举办妇女夜校，召开各种座谈会，教唱抗日歌曲，公演话剧等，进行抗日宣传。在此基础上，1939年初举行了全乡的武术比赛，三八节又召开了妇女大会，还发动全乡妇女给抗日前线战士捐赠了2000双的布制军鞋。

　　由于东服队的活动，把偏僻的文福山乡搞得生气勃勃，一时间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潮，因而不久便远近闻名，被当时梅蕉一带的进步青年所向往，誉之为“小延安”，梅县学联的负责人及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参访、联系。

　　东服队在文福乡组训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吸收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队员，队伍发展到30多人，增加了新鲜血液。全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当时，队里从延安回来的中共党员组织了秘密党支部，并与兴梅地区的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对此，卓扬等人有如下记述：“在梅县，我们与梅县中心县委取得联系。按县委的指示，成立东区服务队党支部。以后我们就在梅县地区活动，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梅县中心县委对青训班作过许多指示，并派陈载盘、熊振国、李赞淼(莫平)组成学生党支部。何明、饶德安、李健光、邓抗益、何成陆、罗海萍、丘松学、丘静海、丘惠兰、丘世雄等人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实际上，据卓扬等人回忆，东服队在文福乡办青训班，以及后来开赴潮汕前线协助华振中做战地政治工作，都是经过中共梅县中心县委的同意和批准的。由于那时候还是抗战初期，日寇正在疯狂进攻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对中共还比较宽容，同时东服队名义上又隶属于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后改成第七战区)管辖，同时又有丘念台国民党“少将参议”的身份作掩护，所以东服队还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

　　走上潮汕抗日救亡前线

　　日军侵占潮州、汕头后，国民党华振中的独立第九旅退到潮安北部山区。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当时独九旅和其他大多数国民党军队一样，内部士气低落，从中下层军官到普通士兵，恐日思想和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军，纪律涣散，兵无斗志。更由于士兵大多是广州地区的人，与当地群众语言不通，军民关系十分紧张，曾经发生过部队在前线作战，伤兵担架找不到人抬的现象。华振中见部队这般模样，内心不免焦虑。华振中是丘念台留学日本时的同窗好友，他知道丘念台刚从延安考察回来，从共产党那里学了一套如何发动民众如何做政治工作的方法，并从延安带回来一批人组成了东区服务队，便通过张发奎力邀丘念台率部前往独九旅协助他训练部队。

　　接到张发奎的指令和华振中的邀请后，1939年6月间，东区服务队结束了在文福乡的工作，步行开赴潮汕前线。从此，东服队开始了它长达6年之久的抗日救亡征程。

　　到达潮安后，东服队将30多名队员分成两个小组，针对不同对象对部队进行训练：一组协助旅政治部办青训班，专门训练刚从潮汕随军撤退出来的青年学生。青训班“主要是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与群众工作能力，特别是要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克服由于潮汕沦陷产生的悲观情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于是在训练班中开展了‘什么是真理’的讨论，有很大的收获。训练班结束后，这批学员编为战时工作队，派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另一组则深入到部队基层，到独九旅特务营和三营做政治工作。全部下到排、班，从教士兵识字着手，着重抓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宣传抗战有利因素，军民团结合作就能取得胜利等。我们采取上政治课、开座谈会、演剧、出墙报、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当时，独九旅有一首由华振中作的旅歌：“独九旅,当义节，官兵亲爱好团结。士气壮如虹，军纪坚如铁。对民众要亲切，对友军要提挈，保国卫民心热烈……”通过讲解这首旅歌歌词的内容，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纪律教育和军民团结合作的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总之，东服队在文福乡办培训班时的那一套方法，全都派上了用场。一时间，在独九旅的军营里，时而抗日歌声嘹亮，此起彼伏，振奋人心;时而寂静无声，树阴下、营房里，士兵们以班为单位,或学识字，或召开时事讨论会、日寇暴行控诉会，一扫往日死气沉沉的涣散局面。随之，军纪肃然，士兵们军事训练也刻苦了许多，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立功。

　　部队的政治工作走上正轨之后，东服队又派人到地方上进行拥军宣传，把独九旅驻地附近村庄的民众组织起来，慰问部队和伤病员，并成立了担架队，上前线支援部队作战。通过一系列工作，军民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

　　转战惠州主要做了四件事

　　1940年2月，东区服务队结束了在潮汕前线的工作，全队由潮州步行到惠州，入住府城六角亭丘念台事先租好的房子里。

　　这时候，全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停止了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对国民党改采政治诱降的策略。在广东，日军退出惠阳、博罗后，东江地区出现了暂时安全的局面。于是国民党开始制造国共两党的磨擦，准备向共产党开刀，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当时，国民党在惠州西湖设有“东江游击指挥所”(又称“惠淡指挥所”)，香翰屏任主任。东区服务队在惠州期间，受香翰屏之命，主要做了以下四件事：

　　一是“审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博罗队的被捕人员。当时惠州一带有海外归国华侨、港九青年和惠州各县青年组织的抗日政治工作团体——“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江服务团”)。因他们的思想行动有“共党嫌疑”，1940年春节前后，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以“通匪”罪名，逮捕了东江服务团博罗队的全体队员。东服队刚刚到达惠州，丘念台便受命前往西湖指挥所监狱，负责对被捕的东江服务团队员“问话”。

　　这批抱着满腔热情回国为抗战服务的爱国青年，只因为在战地工作中做了一些超出国民党容许范围的所谓“越轨”行为，便被怀疑为“意欲图谋不轨”的“共党”，无缘无故地被抓了起来。丘念台等人事先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受命“审讯”他们时，只是“应付差事”而已。这批爱国华侨后来被押送到韶关第四战区，因为实在查不出什么“罪证”，两个月后，国民党不得不把他们释放了。

　　二是协助香翰屏办“游击基干训练班”。这个班的班主任兼大队长李一之是中共党员，学员都是从各地的自卫队班、排长中抽调来的。国民党办这个训练班的本意是为自卫队培养骨干，以便控制自卫队。东服队到达惠州后不久，受命协助培训“游击基干训练班”，但没过多久，国民党怀疑训练班中有共产党人在活动，于是这个训练班也被国民党下令解散。卓扬等人回忆说：“我们协助李一之办好这个班，丘琮和几个队员去上政治课，其余队员参加小组讨论和其他活动。我们大讲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国民党游击指挥所认为这个班的负责人左倾，怀疑学员中有共产党人进行活动，于是在1940年4月下令解散了这个班。不久又软禁李一之。后来李一之由组织安排逃了出来，到东莞沦陷区策动伪军反正，不幸被敌人杀害。”

　　三是调解国民党与曾生游击队的冲突。当时，在东江地区活动的中共领导的曾生“惠淡游击独立大队”(“东江纵队”前身)，名义上隶属于“东江游击指挥所”指挥。1940年3月间，国民党以“整训”为名，下令曾生游击队调往惠州城，实际上是阴谋加以缴械。曾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与丘念台有师生之谊。他听说东服队到了惠州，便专程来东服队住地拜访丘念台，托丘出面找香翰屏沟通，要求不要调他们来惠州“集训”，允许他们去前线打鬼子。但指挥所不同意，执意要曾生游击队执行命令，双方各不相让，战火一触即发。

　　为避免抗日部队自相残杀，丘念台“力劝双方顾全大局，并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先调一半人来整训，回去后另一半人再来整训。”指挥所假装同意这一方案，委派丘前往曾生部队的驻地坪山进行调解。丘受命后，亲自带领蔡子培、丘继英、卓扬、邓慧等人前往坪山。双方正在会谈的时候，国民党部队突然包围进攻曾生部队。曾生赶忙中止了会谈，率队火速撤出坪山。邓慧对这次调解过程有如下详细回忆：“谈判地点在坪山旅社，曾生和他的参谋周伯明前来会谈。我记得当时曾生表示基本同意所提的折衷意见。但到那天黄昏时分，周伯明来说，参谋长杨幼敏已派兵包围他们了，前哨已发生冲突，正在应付危局。我们感到非常惊奇，随即到镇公所去打电话，问杨幼敏这是怎么一回事?杨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跑了呀……丘念台很生气，第二天清晨，他叫我一起去镇郊一座炮楼，即曾生的部队驻地，想打听个究竟。那时炮楼附近战士走来走去全副戎装。我俩问及要见曾生时，他们说曾生到前线指挥作战去了。炮楼里只存三人守住电话机，也说就要撤退了，我们只得离开。丘念台气愤地说，杨幼敏真坏透了!事后听说有人认为丘念台与杨幼敏合谋，企图消灭曾生部队，这是冤枉的。据我亲身参与的体会，当时调解是真诚的，随行的大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不过是受骗而已!”

　　由此可知，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表面上虽早已形成，但国民党却在时刻防范共产党，不断制造两党两军的摩擦。丘念台率领的东服队，夹在国共两党中间，处境极为艰难和尴尬。

　　除了以上三件事，东服队在惠州做的第四件事，就是应当地驻军之请，协助“审问”钟浩东等五位回大陆参加抗战的台籍爱国青年。在此先按下不表。

　　开赴罗浮山前线

　　东服队在惠州逗留了几个月的时间，1940年4月，按照预定的工作计划，全队从惠州出发，开赴博罗县罗浮山前线。

　　东服队开赴罗浮山前线后，先是驻扎在博罗县长宁乡神福岗村，不久后移驻福田乡荔枝墩村，尔后又转移到福田乡徐褔田村的三星书屋。

　　东服队在罗浮山先后工作了将近6年的时间。在这6年时间里，东服队可谓甘苦备尝，既要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还要应付来自国民党内部的种种明枪暗箭。

　　东区服务队到达罗浮山区的初期，本打算建立民间的抗日武装组织，但国民党政府不肯供应他们饷械，他们只好设法说服当地的乡间耆老和民众，各自提供平时用以防范日寇和盗匪的枪械，加以编组训练。经过他们两个多月的积极奔走，终于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民间武装大队。他们“早晚鸣锣集训，讲习项目包括：民族精神讲话、各地抗战动态和游击战术等，尤其着重指导怎么配合当地环境去号召民众，参加抗敌的各种方法”。

　　正当他们组建抗日武装的工作顺利开展之际，烦心事来了。当时东江纵队正在惠、博一带活动，与东服队毗邻而居，国民党对东服队很不放心，一时间各种谣言满天飞：“东区服务队与东江纵队都是共党的武装”“他们名为抗日，实则拥兵自重!”“他们不听政府调遣，图谋不轨!”……不久后，余汉谋便召见丘念台，指令东服队不要再管领武装队伍。丘念台虽然十分不情愿，但也只好照办，忍痛把武装大队移交给博罗县长黄仲榆指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丘念台又要求队员们把原本发给他们自卫用的手榴弹和手枪也交了出来，悉数交还给惠州指挥所。

　　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东江特委认为，东服队的工作已难以开展，决定调整工作重心，从东服队中撤出蔡子培、丘继英、关其清、卓扬等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强地方工作。自此，东服队的实力大为减弱。但国民党军政当局依然对它不放心。1940年秋，余汉谋下令把东服队调离罗浮山前线，转往距前线较远的惠州东部的横坜镇驻扎。

　　横坜一带文化落后，文盲众多，东服队进驻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以“安政教民”为主要工作目标。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他们在每个保(村)陆续办起了一所战时小学校，大部分的队员都充当了无薪水的临时教师。他们除了教孩子们识字，还教唱抗日歌曲，并通过绘画、书法、演戏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时间风生水起，民风大开。东服队在横坜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工作作风和成绩受到各方面的肯定和赞扬。

　　(待续/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教授)
 

　　小资料

　　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

　　丘念台(1894-1967)是台湾著名爱国志士丘逢甲之子，同时也是台湾青年投身抗日活动的引路人。1938年夏广州即将沦陷时，丘念台回广州担任第四战区少将参议，并以陕北归来的广东、福建籍青年约12人为基础，组织东区服务队(属第四战区司令部领导)，作为战时前沿区民众运动的队伍，后来又陆续吸收了一些台湾籍青年，在蕉岭、潮汕、惠州、博罗等地做抗日工作达六七年之久。东区服务队仿效陕北民众运动的方式，搞民众运动，开办有百余学员的干部训练班，课程大致仿陕北公学，学习政治、时事知识，重点在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并演练游击战，因此该服务队具有浓厚的陕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