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曾公然妄称，二战期间的台湾人“身为日本人，为了祖国而战”，并称“70年前，台湾与日本是同一个国家，台湾对日抗战当然不是事实”。台湾义勇队的组建者、抗日将领李友邦的次子李力群对此痛斥“岂容青史尽成灰”，也将台湾义勇队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新揭开，让世人了解，台湾同胞曾经为反抗日本侵略、争取回归祖国进行过可歌可泣的光荣斗争。
周 礼
“我们是抗日的义勇军，是台湾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要把日寇驱逐出祖国，要把他在台湾的镣锁打碎！为正义抗战保卫祖国，解放台湾，把日本帝国主义整个摧毁！整个摧毁！”在中华民族全面抗战期间，这首慷慨激昂的歌曲曾经在浙西大地久久回响，而高唱这首战歌的，就是抗战时期由台湾同胞组成，直接参加祖国抗战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
５万台湾志士奋战在抗日战场
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大批台湾同胞越过海峡，到祖国大陆寻求庇护或将大陆作为反抗殖民统治的“大本营”。全民抗战爆发后，更有数以万计的台湾热血儿女回到大陆参加抗日战争。据统计，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有5万多台湾爱国志士奋战在祖国各处抗日战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友邦及其创办的台湾义勇队。
李友邦，1906年出生于台北县芦洲望族李家。当时虽已是日据时代，但李家一直坚持中华文化，拒绝“皇民化”教育。上小学时，李友邦与日本同学发生争吵，被骂“清国奴”，他气不过，说“如果这是在大陆，早就把你打跑了”。孰料日本老师听到了，当即给了他一个耳光，李友邦感到十分悲愤。在台北师范学校读书时，16岁的李友邦参加了由蒋渭水等人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聆听抗日社会运动家的演讲后，他常常心潮澎湃。1924年，他与８名同学袭击派出所，与日本警察发生正面冲突，被日本警察搜捕。李友邦连夜逃亡，进入广州的讲武堂（后并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传奇的革命生涯。
在广州讲武堂，李友邦有幸与孙中山结缘。一次，孙中山来学校演讲，发现李友邦在打瞌睡，就问他“你哪里不舒服吗？”李友邦如实回答，自己来自台湾，国语听不太懂，所以打瞌睡了。李友邦是讲武堂唯一的台湾学员，孙中山后来请廖仲恺教他国语。在这个过程中，李友邦成为孙中山“联俄、联共”思想的忠实信徒，并坚信“救台湾必须先救中国”。
1925年9月，李友邦以黄埔二期的身份毕业后，开始主持由国民党两广省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领导两岸台胞的反日工作。1926年，他不顾个人安危潜回台湾，动员热血青年回祖国参加革命。国共合作破裂后，“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遭解散，李友邦摆脱日本警察追捕返回大陆，辗转在浙江一带活动。1932年，李友邦在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担任日语教师期间，因宣传爱国救国、同情热血青年，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被捕后关进杭州陆军监狱。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坐了5年牢的李友邦终因“没有犯罪证据”，被释放出狱。
抗战成果显著，义勇队被收编
抗战爆发后，由于怀疑台胞中混有日本特务，国民政府以“关怀”名义，将散居在福州、晋江、厦门等地的台胞强行迁往闽北崇安（今武夷山）山区，集中在所谓的“台民垦殖所”劳动。台胞们不甘忍受如同牢狱般的生活，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走出去抗日的要求。1938年，李友邦通过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出面缓颊，说服福建省政府同意让散居在闽北崇安县的台湾同胞来浙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当时金华是抗日重镇，又在浙赣铁路的枢纽位置，这批台胞就在金华落下了脚，并在李友邦的组织下成立了台湾义勇队。
从黄埔毕业生到台湾义勇队创始者，李友邦的转变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关。1932年入狱后，李友邦与骆耕漠等共产党员朝夕相处，系统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在台湾义勇队组建过程中，中共浙江省委专门派遣已担任省委统战委员会委员的骆耕漠等党员在其内部工作，协助他在金华筹建义勇队，并在队内秘密建立中共支部，直接受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毓领导，与这支部队建立密切联系。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正式成立，其中台湾义勇队42人、少年团6人，后来总人数迅速增至200多人。当时金华地区的民众，对这一群穿着军装操闽南语的年轻人有所戒备，但义勇队员们很快就树立起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一次日寇飞机轰炸金华，在城区闹市投下数十枚炸弹，烧毁房屋数百幢，很多民众受伤。台湾义勇队中医生占2/3，擅长救护治疗，马上出动全力抢救伤员。义勇队救死扶伤的行为感动了当地民众。
1942年6月，台湾义勇队先后对驻厦门的日军及日本设立的兴亚院、伪市政府和水警处等发动袭击，成功炸毁日军油库，搅得日伪“风声鹤唳、鸡犬不宁”。7月，台湾义勇队又趁敌人在厦门庆祝伪政府成立3周年之际，在庆祝会场投下数十枚手榴弹，炸死日伪军数十名。
因为台湾义勇队的队员们大多懂日语，语言优势让他们在配合国军作战时发挥着特殊作用，包括向日军进行宣传喊话、翻译日军文件、审讯教育俘虏、深入敌伪组织获取情报等。据统计，仅1943年1月至1944年10月，台湾义勇队就为抗日提供敌伪情报178件。有一次，一名日军俘虏接受义勇队队员教化后，声泪俱下地忏悔，说自己“哪怕死两回都不为过”。义勇队的医术也值得称道。1939年9月，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正式成立“第一台湾医院”，由于医术高超，收费低廉，台湾医院在金华当地名声很大。义勇队随后又在浙江衢州等地相继成立3家医院。一些义勇队医生被派到浙东前线参加战地救护工作。义勇队还在金华等地协助建立药品生产合作社，生产麻拉利亚药水、疟病丸等战场急需药品，直接送往抗日前线。
由于影响力迅速扩大，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批准了台湾义勇队的合法身份，正式委任李友邦为少将队长。1942年，台湾义勇队转战至福建龙岩一带活动，战绩更为显赫。台湾义勇队扩大编制为台湾义勇总队，李友邦升任中将总队长。据1943年《台湾义勇队队员名册》统计，有队员301人；1945年队员人数已达381人，编为4个区队。
坚决反对“台独”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李友邦以国民政府高级台籍将领的身份，积极推动“台湾复省”运动，对日后台湾的光复做出重大贡献。1942年，国民党为适应当时形势，成立中央直属台湾党部，李友邦又被任命为台湾党部设计委员。抗战胜利前夕，有人借口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妄言根据“国际民族自决论”主张“台湾应当独立”。李友邦对此坚决反对，主张台湾回归中国，积极规划“建设新台湾”的蓝图。当李友邦听到国民党当局准备收复台湾的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自请率部协助收复台湾。
台湾光复后，李友邦带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成员回到台湾。他身兼数个高级党政职务，负有领导建设台湾的重大任务。不过，李友邦在台湾民众中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也使得他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潜在防备对象”。1946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解散“台湾义勇总队”，对义勇队员不安置，不发退伍证书和退休金。这支经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的、曾为民族抗日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队伍，最后变成一支失业之军，他们流落街头，陷于饥寒交迫中。“二二八”事件期间，李友邦因拒绝接受时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陈仪的命令，被押送至南京，后来虽获释放，不过在“白色恐怖”期间又以“参加叛乱”罪嫌被捕，并于1952年被枪决。
在“白色恐怖”的政治阴影下，被迫解散的台湾义勇队也随李友邦之名淹没在历史中。直到2005年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时，国民党中央才为李友邦平反，把他的遗像悬挂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墙上。2006年金华市政府在义勇队建立的台湾医院旧址，建立“台湾义勇队纪念馆”，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应李友邦将军的遗孀李严秀峰女士邀请，为“台湾义勇队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