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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沦陷与日伪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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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沦陷前的灵璧

  1938年,沦陷前夕的灵璧,隶属于国民党第五战区所辖,县长许汉伯。当时,由于日军侵略行径日益扩张,国民党统治下的灵璧已岌岌可危。为了抵御日军入侵,县政府成立了抗日自卫军司令部,司令许汉伯,副司令靖恕民,参谋长庄粹一。下辖三个大队(实际上只有两个大队兵力):第一大队长□□□,副大队长田载义;第二大队长雷杰三,下辖王希明、孙连霄等三个中队;第三大队长王雨辰。

  当时社会形势是军匪混杂。官、军、匪等都借抗日之名,向老百姓敲诈勒索,税收多达几十种,诸如田赋税、烟酒税、屠宰税、保丁税、子弹费、壮丁费、训练费等,地方上的地主士绅更是巧立名目,鱼肉人民。大小土匪如蜂四起,他们捡起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下的枪支,各据一方,占山为主。其中较大的几股土匪分别是大路的杨之刚、灵城的尹福然、双沟的唐广金、周圩的田学清、大山的张协荣、老营湖的胡开创、陈集的陈三毛、朱集的张克然、尤集的刘夫庭等。

  1937年,灵璧县由五个区的建制改为三区建制,浍(河)濉(河)之间为一区;浍淮(河)之间为二区;濉河以北为三区。并为三个区不久,日军便开始了对灵璧的侵略。

  (二)灵城两次沦陷经过

  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当天下午,日军即派飞机轰炸灵城。首先从南门路西,继而向东北方向狂轰滥炸。顿时,城内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第二天,大火仍燃烧不息。其间,城内炸死炸伤多人,有北关一锡匠被炸死,朱友兰被房倒砸死,牢房里砸死者更多。22日,国民党灵璧县政府通知破坏宿灵公路。24日,县政府撤出灵城至灵北张集。此时,雷杰三、田雨辰两个抗日人民自卫大队自动溃散,只剩下第一大队。

  日军占领徐州后,即分兵多路向多地进犯。其中一路于23日晨,乘坐汽车,闯进双沟。双沟自卫团长高华斋率部抵抗,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日军随之南下,24日抵禅堂。受到自卫队排长沈其浩率部抵抗,后因无援兵而全部殉国。另一路日军由徐州出发经时村向东,24日至尹集,适逢国民党军谭道源部在此休息,因人困马乏,疏忽警戒,遭日军突然袭击。谭部仓促应战,大部牺牲。日军趁机南下,于25日夜潜伏于凤凰山。26日晨,两路日军突入灵城,灵城第一次沦陷。日军进城后,大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自卫队排长李传德等7人被捕,接着庄四、李可瑞、程共保、“孙皮匠”及一进城农民被无辜杀害,一贾姓老师被活活打死,北关一陶姓少女被逼投井而死,据不完全统计,仅26日一天,灵城就有2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日军进城后,每天都出城捕杀无辜,抢掠禽畜,奸污妇女,滋扰民众,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日军在灵城盘踞五天,便撤往大店,筑堡挖濠,安设据点。

  日军撤走后,国民党县政府人员便尾随进城,一面向省政府谎报光复灵城,一面慰劳下属士兵。此时,灵城到处都是断墙残壁,死尸暴弃街头,禽畜毛骨成堆,军民零落,市井萧条,惨状目不忍睹。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县政府重新组建武装,改组抗日人民自卫军,新任县长胡锦如兼司令,副司令靖恕民(后换戴恒五)。下辖两个中队,中队长陶超、刘家斌。另有冯庙小谢庄谢斌(字冷安,系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回灵组织抗日自卫军,配合县政府布防。谢部第一营驻娄庄西黄圩子为第一道防线;第二营两个连驻界沟为第二道防线;第二营一个连和陶超、刘家斌两个中队驻防殷庙为第三道防线。

  在与大店日军对峙五个多月的时间内,泗县朱祥符成立了游击第五路军,第六行政区专员孙伯文组织了保安团,洪泽湖一带有缪中流和李明扬的队伍在活动,这样引起了日军的重视,所以于11月上旬集中大批兵力在数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东扫荡。某日拂晓逼进黄圩,第一营抵抗约两小时,自卫军牺牲过半而溃散。第二道防线闻讯,不战自逃。第三道防线在陶超和刘家斌的指挥下,且战且退,待撤到刘庙附近时,被日军两支战车队夹击,自卫军全部牺牲在茴草地里。当日11时,灵城即遭到第二次沦陷。日军派遣以大多大卫为司令的一个连驻守灵城,(原雷杰三宅所,即现在的木器社)。

  (三)日伪政权、武装设置及变化

  日军第二次占领灵城后,极力推行“以华治华”政策,利用翻译官,勾结地方上的反动分子张子伯、李亚白等,很快成立了维持会,张子伯出任会长,李亚白为县府一科科长。1939年冬,张、李二人因权利之争,张子伯在宿县被日本人处死。日军又从固镇调来刘子久(系固镇徐荫堂推荐,因徐是日本留学生,和日本宪兵队长有勾结)。刘初任灵璧县复兴委员会委员长,经日方“考验”、“培养”成熟后,于1940年1月任命为县长,原临时县政府也于此时改为正式县政府,下设科、局,基层设区、联保、保、甲。从1939年至1941年,县政府的一切都由日本顾问官决定,所以称为日伪县政府。这时期的县长如同日本人豢养的狼狗,终日在顾问官身边俯首摆尾,不敢擅离左右。1942年,汪伪苏淮特别区改为淮海省后,派史淮出任灵璧县长。此时,县长有百分之五十的自主权,有撤下层官吏权,有处理不关政治、军事案件权,有同洋行签订合同权,小事可以自决,但大事仍需顾问官点头而后行。

  在武装方面,日军占领灵城后,便勾结汉奸劣绅,多方网罗地方上的流氓土匪,组织武装。临时县政府时,有雷杰三的警备队五、六十人。刘子久任县长时,成立县警备大队,刘兼任大队长,大队副石佛轩,下辖两个中队。此时,雷杰三受排挤,将队伍拉到濉河一带宣布独立。1941年县警备大队副换周铭宜(又名周化功)担任,增编一个第三中队和一个骑兵中队。1942年底,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抗日武装日益发展,汪伪政府不得不扩大武装来应付。县府从各方面拼凑成立了第三大队,大队长由关外人那志勋担任,尤集的张跃先组织了第三大队。同时下令各区成立中队,联保成立分队。1943年春,伪淮海省派谢壮图来灵璧,将原警备大队改为保安总队,总队长谢壮图担任。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长谢铭轩,第二大队长孙连霄,第三大队长王庚寅(原王殿喜的区队改编)。1944年底,又派一个富有军事经验的刘中檀任灵璧县长,目的是抓好武装,以改变被动局面。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国防上孤立,军事上失败,物资兵源上的缺乏,想挽救失败的命运,这叫做不量力、不度势,上无外援,下无民心,岂能如愿。刘中檀看到大势已去,在灵城解放前夕逃之夭夭,日伪政权从此告终。

  (四)日伪据点的建立及变更

  日伪为对付抗日力量,巩固其统治,在灵璧各地广设据点。1940年日军一个小队在小队长高桥八郎的率领下,配合伪军一个中队进驻大路集,日伪军一个中队进入晏路,灵璧周围的虞姬墓、三官庙、关帝庙、凤凰山、十里店均驻有一个排的伪军。1942年底,由于解放区日益扩大,日伪在扩大武装的同时,又采取封官晋爵的手段,到处招兵买马,安设据点。日伪县政府先后封土匪头子张月樵为自卫团长,驻防冯庙、渔沟等地,固镇区长徐荫堂为团长;戈店联保主任张国邦为团长;新马桥区长周铭宜(又叫周化功)为团长;土匪头子张玉华为城区自卫团长;濠城安青帮头子丁寿堂为团长,每处都有枪支百数以上。当时,日伪认为武装雄厚,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料在灵璧三次与抗日武装较量中都遭到了惨败。伪第三大队张跃先在晏路被围缴械,第二大队长那志勋在禅堂被俘;第一大队配合日军在前往张庄西湖被杨疃区队打得头破血流;濠城丁寿堂的人马全部被俘,灵城大队副刘麻子前往增援被击毙;伪团长张月樵不堪一击,为逃避日本人的追究,弃官而逃。在这种情况下,日伪不得不把防区缩小到灵城周围驻守。1945年春,虞姬、三官庙、关帝庙、凤凰山等据点,被我抗日武装一举拔除,日伪只有龟缩在灵城内。当年8月,日方宣布投降后,日军撤往固镇,县长刘中檀也弃官他去。城内伪军总队长由赵西芝接任,泗县解放后,县长张宝鉴率千余人逃入灵璧。在灵城解放时大部被俘。

  (五)日军侵略军的暴行

  侵灵日军在组建日伪武装的同时,又成立了情宣科、警察局、宪兵队等警特组织。警察局内设特高科、便衣队和一个武装警察中队。日方成立一个直属宪兵队。警察局长许兰亭、情宣科长刘梅馨,都是由日本人直接物色派入的。这些警特组织由日军“红部”直接操纵,经常派往各地刺探共产党的情报,跟踪、盯梢、逮捕、暗杀抗日人员,制造恐怖气氛。灵城沦陷的7年中,被日军杀害者无数。仅灵城有三处刑场,“红部”院内为秘密的刑场,把抓来的所谓“共党要犯”,经审讯后,扔在院内,让狼狗活活撕碎至死;东关外为半公开刑场,对有嫌疑的人或过路之人,如盐贩子等,将他们绑好站齐,日军托着刺刀怪声吼叫迎面乱刺,惨不忍睹;第三处是西门外北新桥,为公开刑场,在刑场的西端,挖一长沟,把逮来的无辜平民百姓令其跪在沟沿上,鬼子兵站在环城路上瞄准射击,中弹者滚落沟内,未中弹者就更惨了,鬼子兵齐声大喊,跑步向前,乱刀齐刺。

  日军在灵期间,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了法西斯专政。驻灵日军总部成为“红部”。伪县政府一切行动都由日方操纵和指挥。顾问官贺须井直负责监督和左右县政府的活动;派联络官佐佐木住进县大队部,控制和指挥武装军事行动,中、分队长统由日本人办的青年干训班学员担任。在经济方面,日方成立一个“统制物资配给所”和洋行,控制着经济和物资的流通,日货充满市场;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方成立了一个“民治工作班”,班长中村道夫,负责掌握文化教育,在灵城内设立赌场、妓院、大烟馆,以此推行奴化教育,腐蚀人民的意志。

  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群众生活相当艰苦,洋行压价收买当地农副产品,所谓配给制的日货价格则日益提高,劳动人民想穿一件布衣都不容易。而且还担心官讹贼抢,过着夜不安席的生活。如住在关帝庙的王殿喜的蒲种队,夜出白入,四处抢掠,远及杨疃、浍沟一带。此外还有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的土匪,农民的经济损失不堪列举。城内的小商贩稍有余资,特务就说是八路军的采购员而强行没收。很多小工业者日挣都不够日销。尽管人民的生活这样苦难,而日伪人员常在赌场不分昼夜地吆五喝六,复兴大戏院广邀名角,锣鼓喧天,招引四方土豪劣绅云集灵城,谋官取利。

  人民群众这样亡国奴的生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宣告结束。

  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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