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始终站在“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的认识高度，竭尽心力培养和造就最好的干部，创办并发明无限期大学，推动在职干部的学习教育，干部队伍的数量和素质实现了空前的飞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根本的人才保证、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共产党的大事”。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当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干部数量严重不足。二是干部队伍素质亟待提高，多数没有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其思想与行为上还存在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符的东西。当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局势相对平稳，这就为党集中时间进行干部教育提供了客观条件。面对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干部教育的形势，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加强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党的大事”和“最好最有效的方法”，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达30多所，制定干部教育方针和政策，从内容原则和具体措施方面入手规范干部教育工作，坚持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领导地实施，创出了延安特色，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
“干部教育第一”。1939年2月，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明确提出“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在《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文件中还指出：“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一时期，我们党把培养和造就“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的领导人才作为“战斗任务”来实施。党中央进驻延安城之后，抓住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云集延安的难得机遇，把自己的干部当作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而倍加珍爱，从抗战前线抽调了一批优秀的高中级干部到延安学习，在在职干部中开展学习运动，克服本领恐慌，以最大努力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英才，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党的领导人亲自实践着“干部教育第一”思想。1942年至1946年，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学习和时局》《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时局问题及其他》等报告，刘少奇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讲《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等。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都曾到中央党校参加有关活动或给学员作报告。
三十余个文件规范干部教育。当时，党中央先后出台了30多个重要文件，从组织制度上规范了干部教育工作。1938年9月至11月，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4000多名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1月3日，中央出台《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均应办理党校，以加强对党的干部马列主义教育”;1940年3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20日，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1年发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着重指出了在教学中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同日，中央政治局还发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边区二届一次会议通过的《在职干部学习应明确规定定期考试制度，随时检查其成绩案》，把考试作为一种硬性制度固定下来，建立了促进学习、保障学习的长效机制等等。这些文件充分表明：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党的干部队伍素质，对于保证抗战胜利、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之先进性的极端重要意义;同时，这些重要文件对干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学组织进行了规范，使干部教育机制更加符合抗战需要、边区实际和干部需求。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品格和作风应该是：懂得马列主义，具有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充满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不怕困难、勇敢向前，不谋私利、胸怀坦白、忠心耿耿地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潜心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创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一大批重要著作，为干部教育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教材。为了更好地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1941年8月，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范文澜、艾思奇等组织编辑马恩列斯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集，中央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集等经典的学习资料，主要包括马列原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党中央对历史和国情的教育也是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及包括22个文件的《整风文献》，其中，既有现实文献如《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领导人报告如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又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等。通过大量的理论、历史和国情学习，克服了党内错误思想，增强辨别是非能力，使干部在思想上达到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历史成就载入党史。党在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为指导，把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习理论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其重大历史成就在于：政治上，澄清是非，统一思想和认识，加强了党的政治团结;学风上，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组织上，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骨干和理论工作者，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在党的历史上创造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抗战时期的干部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具有普遍意义，对我们当前的干部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