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时53分，何应钦宣布中外记者摄影摄像5分钟。聚光灯和镁光灯不停地闪亮，受降仪式的会场、受降与投降席位上的各位均在电影胶片和照相底片上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瞬。何应钦一生所获得的荣耀，在这里达到峰极。他的兴奋、激动、宽容等等感情神经，都因无可言喻的满足而颤抖。
8点58分，何应钦请冈村宁次呈交证明文件，冈村的参谋总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交了文件，何微笑着收下，检视后留下。
9时正，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
肖毅肃代表何应钦将日军投降书中文本两份交给冈村宁次。冈村起立，低头用双手接受后，由其参谋总长小林研墨，他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含毫，在两份降书上分别签字，毫无犹豫踌躇之状。签字后，复从右衣袋中取出圆形水晶图章，盖于其签名之下。由于冈村的手似有些颤抖，所盖印鉴，略微向右倾斜。他的签名，笔迹颇娟秀，大约因小林参谋总长的手也在颤抖，所磨之墨稍淡。这一切，都未逃过电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小林将这两份降书复交呈何应钦并敬礼，何应钦本不该起立还礼，仅单手接过降书即可。但出乎众人意外，何竟微笑起立答礼，双手接过降书。观礼的盟军代表们相互交头接耳;负责受降仪式筹备组副组长夏禄敏等在场的人也认为，何应钦没有必要站起来用双手接受降书，坐着用一只手接过来就行了。何应钦在日军的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后，由肖毅肃以其中的一份交给冈村。之后，何应钦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第一号命令及领受证仍交由肖毅肃转达冈村。冈村在领受证上签字后，再由小林呈送何应钦。
整个受降仪式，只进行了20分钟。坐在受降主持人席位上的何应钦及坐在他对面投降代表人席位上的冈村宁次，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仪式结束后，冈村一行7人起立，仍由王俊引导，退至规定位置，向何应钦再次鞠躬，何又情不自禁地起身还礼。
冈村等被宪兵押解至休息室后，何应钦发表了即席广播讲话，他说：敬告全国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已于本日上午9时在南京顺利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个日子，这也是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奋斗的结果。东亚及全世界人类和平与繁荣，亦从此辟一新的纪元。本人诚恳希望我全国同胞自省自觉，深切了解今日为我国家复兴之机会，一致精诚团结，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奋发努力，使复兴大业迅速进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础，以进于世界大同的境域!
讲话完毕，全场掌声雷动。嗣由鲍静安将上述讲话译成英语，全场再次热烈鼓掌。这掌声，是对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胜利的祝贺，也是对光明的中国前途的祷祝。
三、重用日酋 化敌为友
人们发现了何应钦有一种特殊的“化敌为友”和化友为敌的本领。但他的“化敌为友”，不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也不是在战争之中，而只是在敌人已被打败以后。
冈村宁次确实也没辜负何应钦的宽容。日本已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3天，即8月18日，冈村就拟具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的扶蒋反共意见书，上奏日本当权者，其中强调要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他说：为了“将来帝国之飞跃及东亚之复兴”，“首先是促进重庆中央政权的统一，以此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至于渝、延之间的关系，本来须由中国本身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之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
9月10日上午8时30分，何应钦召见冈村宁次，向他面交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军字第一号命令。
冈村非常感激何应钦的“宽容敦厚”，恳切地向何表示“绝对服从，遵照命令实施”。何应钦对冈村说：“我知道你的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日本在中国战区内，一百数十万官兵及数十万侨民，其生命之保障及一切善后问题之解决，责任均在你肩上，所以希望你今后善能自处……”对冈村要求准许日军携带少量自卫武器的问题，何应钦说：“我认为在安全地区，可以不必留自卫武器，在有借用自卫武器必要地方，可以借给少数之步枪。”何还说，日军的存粮用完后，“我方当随时拨给”;对日在华技术人员，“拟斟酌情形，予以征用”。最后，何应钦还要求冈村，日军一切武器、器材，必须完整缴交我指定之部队长官，切勿损坏、散失及落于匪手。冈村宁次心领神会何应钦所指的“有借用自卫武器必要地方”及“匪”所指为何。表示在中国之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
10月21日，何应钦邀冈村宁次前往会谈。日方仅冈村一人，何应钦方面有肖毅肃、钮先铭、王武共4人。何应饮用日语向冈村问候，冈村则用蹩脚的中国话作答。会谈在旧友重逢的和睦气氛中开始，重点研究接收问题。会谈结束，何应钦命取出甜酒，众人干杯畅叙达两小时。后经过何应钦的推荐，1945年12月23日上午，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冈村宁次，聘请他为国防部高级军事顾问，名副其实成了何应钦的助手。
1946年4月18日，冈村命延原大佐向何应钦的部下转交了秘密研究文件四五十件。何应钦极为感动。何为此会见冈村，密嘱他写一篇对中国军队坦率的评论，还答应不予发表并为其保密。4月23日，冈村开始带病起草《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冈村自恃“相当通晓中国内情，又屡与中国军队交战，对其缺点也有充分了解……又愿为改善中国军队略申己见，故直言不讳，加以批判”。5月13日，此文脱稿。经前侵华日军总司令部作战主任宫崎参谋以上各幕僚传阅、补充、校阅后，冈村缮正了3份。5月18日，冈村偕翻译冈田，携文稿两份至何应钦公馆，面交何应钦。何翻阅后，颇感兴趣，并询问了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冈村的这篇文章，因涉及中、日军方诸多机密，他也产生后怕而将留底的一份暗自销毁。交给何应钦的两份，据何应钦透露，看过该文的仅他自己、蒋介石及另外他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个人。此文究竟写些什么，迄今未曾披露。
在国民党内部，对确定战犯的范围的争论，也反映了并非所有国民党有关当权人物都同意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及何应钦的做法。蒋介石主张确定战犯范围以最小限度为宜。在日军高级将领中，有人传说将被定为战犯的有17人，有人又说有150人。被视为“与其说是亲日毋宁说是爱日”的汤恩伯，单独向冈村透露，说他曾“力言战犯只以某某(未举其名)一人为代表即可”。据冈村宁次的总联络部(后改联络班)掌握，由何应钦亲自指认的战犯只有1人，那就是曾经大闹北平军分会办公处居仁堂，对何应钦态度傲慢而遭其嫉恨的前日本驻北平武官酒井隆。酒井隆后来直接参与了许多战争犯罪，被判死刑固然死有余辜，但他惹恼了何应钦，却是他得不到赦免的重要原因。
有一次，广州军事法庭一次判处日本战犯40人死刑。冈村宁次等人认为“过分”，便向国防部恳求从轻。于是何应钦将被告全部移交上海军事法庭重审，结果40人全判无罪返国。
何应钦一开始就主张对战犯从宽，并以有利于今后反共需要作判决原则。经过冈村宁次等人的疏通，许多战犯无端减刑并得以遣返回国，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及惩罚。冈村为战犯疏通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经国防部联络军官吴文华――战犯处理委员会负责人曹士徵――何应钦;另一条是经龙良佐――汤恩伯――蒋介石。由于有这两条线起决定作用，不管中共中央及各民主爱国力量如何抗议，国民政府内政、司法、外交等有关官员主张依法严惩，都没有起作用。到1949年1月末，据上海军事法庭发表的数字，共受理战犯案2200余件，判处死刑的145件，有期、无期徒刑400余件，其余无罪遣返。又据日本厚生省调查战犯处死及在狱中死亡者共192人。送回日本服刑的全部战犯，到1952年8月5日，台湾当局与日本签订的所谓“日华和约”正式生效，仅存的88名中国关押战犯，无论服刑时间长短，均全部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