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1米、529米、606米、1003米……
自4月20日起，6位水下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海域不断刷新自己的下潜工作纪录，用探索的目光观察更深、更广阔的海底世界，期待寻找可能沉睡在深海中的文化遗存。
借助载人深潜技术，他们突破了我国水下考古以往大多集中于40米以浅海域工作的局面，主动出击，奋力打开了神秘的深海之门。以此为起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开启全新篇章。
邂逅载人深潜技术，水下考古圆梦深海
26日17时许，随着项目领队、承担第七潜次任务的丁见祥搭乘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浮出海面，中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宣告顺利完成。如宝石般蔚蓝的南中国海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这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风暴、巨浪、礁石……种种因素让各个历史时期的过往船只沉睡在此。千百年来，它们封存于南海深处，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未被探明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调查与保护，是开展本次深海考古调查的初衷之一，也是许多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的梦想。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参与此次调查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孙键由衷地说。作为我国早期水下考古工作者之一，他亲历了中国水下考古大部分重要项目。“以这次调查为起点，我们要开始努力缩小与其他先进国家在该领域的差距。”孙键说。
近年来，美国、法国、丹麦、希腊等国家都已开展了深海考古实践。法国更是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快进展，并于2012年启动了名为“奔向月球”的深海考古实验计划，旨在设计和测试能满足深达2000米考古工地所需的新型发掘设备、方法和技术，利用机器人执行复杂的深水考古发掘任务。
在孙键眼中，下潜深度的数值并不是最重要的。拥有丰富潜水经验的他说：“重要的是，本次调查证明，载人深潜技术可以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提供具有一定实用性的平台。比如，发现深海某个坐标点可能有沉船，我们就能借助它去进行每天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深海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立之年，水下考古正当其时
将水下考古工作者“运送”到水下400米乃至1000米的位置，对于拥有潜至水下4500米能力的“深海勇士”号来说，仅仅是“一小步”；而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而言，却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我国水下考古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南海海域的一桩商业盗捞。英国人迈克·哈彻发现并盗捞了1752年驶离广州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哥德瓦尔森”号商船，并委托佳士得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这批盗捞的文物。
此事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中国文博界学者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8月，广州救捞局联合英国商业打捞公司发现“南海Ⅰ号”沉船；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创建。
“1987年的这三件大事，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诞生的重要标志。”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说。
历经30年发展，中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工作范围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但是，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和相关经验，深海考古尚处于空白。
“现在，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30年，深海考古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宋建忠说，“这次调查的顺利完成，不仅让中国水下考古人圆梦深海，也为未来的深海考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启深海之门，期待无限可能
“无疑，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丁见祥这样总结本次深海考古调查。
出发之前，丁见祥积累了厚厚一本关于深海考古的中英文资料。“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我们来到这里开展具体工作时就会发现，之前对深海考古的认识非常粗浅。唯有真正迈出实践这一步，我们才能对今后如何开展深海考古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说。
参加潜前培训、分析影像资料、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团队开展“头脑风暴”……参与调查的水下考古工作者们，每天的工作紧张而充实。经过一次次下潜，他们的工作目标更加清晰：要把实现深海技术能力向深海考古能力的转化，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
“现在，我们对载人深潜技术有了直观的认识，便能够根据水下考古工作的特点，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联合技术部门改进载人深潜器，研发深海考古工作的专用设备。”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备与技术部副主任李滨说。
孙键说：“有了这个良好开端，我们一定要耐心地一步步推进这项事业，基于现实状况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不能急躁、不能冒进。”
无论是多么先进的技术，对于考古这项事业而言，最关键的仍然是人才的培养、队伍的锻炼。“从年龄结构上看，参与这次调查的队员涵盖老中青三代人，是中国目前唯一拥有深潜经历的队伍。在中国深海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力争让他们发挥更加持久的力量。”宋建忠说。
自4月20日起，6位水下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海域不断刷新自己的下潜工作纪录，用探索的目光观察更深、更广阔的海底世界，期待寻找可能沉睡在深海中的文化遗存。
借助载人深潜技术，他们突破了我国水下考古以往大多集中于40米以浅海域工作的局面，主动出击，奋力打开了神秘的深海之门。以此为起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开启全新篇章。
邂逅载人深潜技术，水下考古圆梦深海
26日17时许，随着项目领队、承担第七潜次任务的丁见祥搭乘载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浮出海面，中国首次深海考古调查宣告顺利完成。如宝石般蔚蓝的南中国海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这里，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风暴、巨浪、礁石……种种因素让各个历史时期的过往船只沉睡在此。千百年来，它们封存于南海深处，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未被探明的组成部分。对它们的调查与保护，是开展本次深海考古调查的初衷之一，也是许多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的梦想。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参与此次调查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总监孙键由衷地说。作为我国早期水下考古工作者之一，他亲历了中国水下考古大部分重要项目。“以这次调查为起点，我们要开始努力缩小与其他先进国家在该领域的差距。”孙键说。
近年来，美国、法国、丹麦、希腊等国家都已开展了深海考古实践。法国更是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快进展，并于2012年启动了名为“奔向月球”的深海考古实验计划，旨在设计和测试能满足深达2000米考古工地所需的新型发掘设备、方法和技术，利用机器人执行复杂的深水考古发掘任务。
在孙键眼中，下潜深度的数值并不是最重要的。拥有丰富潜水经验的他说：“重要的是，本次调查证明，载人深潜技术可以为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提供具有一定实用性的平台。比如，发现深海某个坐标点可能有沉船，我们就能借助它去进行每天8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深海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
而立之年，水下考古正当其时
将水下考古工作者“运送”到水下400米乃至1000米的位置，对于拥有潜至水下4500米能力的“深海勇士”号来说，仅仅是“一小步”；而对我国水下考古事业而言，却曾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我国水下考古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南海海域的一桩商业盗捞。英国人迈克·哈彻发现并盗捞了1752年驶离广州开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哥德瓦尔森”号商船，并委托佳士得公司在阿姆斯特丹大肆拍卖这批盗捞的文物。
此事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中国文博界学者的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1987年3月，国家文物局牵头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8月，广州救捞局联合英国商业打捞公司发现“南海Ⅰ号”沉船；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创建。
“1987年的这三件大事，成为中国水下考古诞生的重要标志。”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宋建忠说。
历经30年发展，中国水下考古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从无到有，工作范围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但是，由于缺乏技术手段和相关经验，深海考古尚处于空白。
“现在，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望未来30年，深海考古是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宋建忠说，“这次调查的顺利完成，不仅让中国水下考古人圆梦深海，也为未来的深海考古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启深海之门，期待无限可能
“无疑，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丁见祥这样总结本次深海考古调查。
出发之前，丁见祥积累了厚厚一本关于深海考古的中英文资料。“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我们来到这里开展具体工作时就会发现，之前对深海考古的认识非常粗浅。唯有真正迈出实践这一步，我们才能对今后如何开展深海考古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他说。
参加潜前培训、分析影像资料、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团队开展“头脑风暴”……参与调查的水下考古工作者们，每天的工作紧张而充实。经过一次次下潜，他们的工作目标更加清晰：要把实现深海技术能力向深海考古能力的转化，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
“现在，我们对载人深潜技术有了直观的认识，便能够根据水下考古工作的特点，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联合技术部门改进载人深潜器，研发深海考古工作的专用设备。”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备与技术部副主任李滨说。
孙键说：“有了这个良好开端，我们一定要耐心地一步步推进这项事业，基于现实状况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不能急躁、不能冒进。”
无论是多么先进的技术，对于考古这项事业而言，最关键的仍然是人才的培养、队伍的锻炼。“从年龄结构上看，参与这次调查的队员涵盖老中青三代人，是中国目前唯一拥有深潜经历的队伍。在中国深海考古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要力争让他们发挥更加持久的力量。”宋建忠说。
责编：韩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