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六下江南巡游，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帝王出行之一。作为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盛世皇帝，乾隆（爱新觉罗·弘历）在位六十三年，亲自南巡六次，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从1751年首次南巡至1784年第六次南巡，历时三十余年，行程数千里，所到之处不仅体现其“天子亲耕”的政治象征，更深层地展现了清廷对江南经济、文化、民生的关切与治理意图。
乾隆帝六次南巡并非单纯的游玩观光，而是兼具政治巡视、安抚民心、考察地方治理、推动水利兴修、强化中央对南方控制等多重目的。江南自南宋以来便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而清朝入关后，江南士绅阶层势力庞大，尤其在“康乾盛世”时期，社会相对稳定繁荣，但也潜藏地方势力膨胀、吏治松弛等问题。乾隆帝通过频繁南巡，既展示皇权威仪，又借机整顿地方官员、检视赋税征收、监督河道疏浚工程，同时拉拢江南士大夫阶层，巩固统治基础。
第一次南巡始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彼时乾隆帝刚登基不久，正值国家安定初现，他选择以“亲征”姿态巡幸江南，彰显“君临天下”的权威。此次南巡路线从北京出发，经山东、江苏，最终抵达杭州，历时两个月，沿途召见地方官员、赏赐文武百官，并亲赴曲阜祭孔，强调儒家正统地位。
第二次南巡发生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此行重点在于视察漕运和河工，尤其是黄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治理情况。乾隆帝下令修复高邮、邵伯等重要水闸，亲自参与决口疏导工作，并题写《御制河工诗》数十首，成为后世研究清代水利工程的重要文献。
第三次南巡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值清廷对准噶尔用兵之后，乾隆帝希望通过江南之行缓解朝野紧张气氛。此次南巡规模空前，随行人员达数千人，包括内务府大臣、翰林院学士、八旗子弟及大量工匠艺人。他在苏州留驻期间，特命修建“行宫”十余座，其中以“狮子林”、“拙政园”为重，后世多有学者指出，乾隆帝对江南园林的偏爱，实为其“移情山水、寄情故国”的心理投射。
第四次南巡发生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此时乾隆已步入中年，身体尚健，但政务渐繁。此次南巡主要目的是慰劳江南军民，表彰地方贤能，同时处理“漕粮积弊”问题。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帝曾于扬州设宴，宴请两淮盐商，当场颁布“盐政新规”，取消部分苛捐杂税，获得江南士绅广泛支持。
第五次南巡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是乾隆帝亲自指挥的“治河大业”关键节点。他亲赴淮安、高邮等地，主持会审河工案，严厉惩办渎职官员，并委派大学士刘墉、纪昀等人督办工程。此次巡游还特意安排了“御舟观潮”，即在钱塘江观看海潮，以示“天子亲临自然”的神圣性。
第六次南巡发生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此时乾隆帝已年逾七旬，但仍坚持亲征江南。这次巡游规模最小，但意义重大——因乾隆帝得知浙江一带发生水灾，遂亲赴灾区慰问百姓，拨款赈济，并亲自撰写《御制赈灾诗》，鼓励地方重建家园。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每次南巡均留下大量御笔诗文、碑刻记录及宫廷画师绘制的《南巡图》。这些珍贵史料至今仍保存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及浙江省博物馆，成为研究清代宫廷文化与江南社会风貌的第一手资料。
以下表格列出了乾隆帝六次南巡的时间、地点及核心事件：
| 南巡次数 | 年份 | 主要地点 | 核心事件 |
|---|---|---|---|
| 第一次 | 1751年 | 北京→山东→江苏→杭州 | 祭孔、巡视漕运、设行宫 |
| 第二次 | 1754年 | 山东→江苏→扬州→杭州 | 视察河工、修复水闸、题咏诗篇 |
| 第三次 | 1757年 | 苏州→杭州 | 修建园林、宴请文士、安抚地方 |
| 第四次 | 1762年 | 扬州→镇江→杭州 | 盐政改革、减免赋税、慰问民众 |
| 第五次 | 1765年 | 淮安→高邮→杭州 | 治河会审、观潮仪式、赈灾决策 |
| 第六次 | 1780年 | 杭州→绍兴→宁波 | 赈灾慰问、亲撰诗文、总结治政 |
乾隆帝六次南巡的背后，不仅是帝王个人的政治意志体现，更是清王朝在“康乾盛世”晚期维持社会稳定、整合区域资源的重要手段。他对江南文化的推崇、对地方经济的关注、对民生疾苦的体察，使他的南巡超越了一般帝王巡幸行为，成为中国古代帝王治理艺术的一个高峰。
然而，也有史家指出，乾隆帝频繁南巡导致国库开支剧增，加重财政负担。据《清会典》记载，仅前五次南巡支出即达白银四百余万两，虽未引发严重财政危机，但已埋下后期财政紧缩的隐患。
总体而言，乾隆帝六下江南巡游，既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治理的实践；既是对江南风物的欣赏，更是对帝国根基的加固。其历史价值不仅体现在政治层面，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帝王巡幸制度的认知与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