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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编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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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丛书编纂工程,始修于清代乾隆年间,历时十余年,汇聚数千学者之力,堪称中华文化史上的壮举。其编纂背景、组织架构、流程管理及历史影响,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编纂背景与政治动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高宗以“稽古右文”之名下诏征书,表面为整理文献,实则暗含思想控制意图。其时频发,如王锡侯《字贯》案震动朝野,朝廷借修书之名行查禁之实。据档案统计,修书期间共禁毁书籍3100余种,销毁版片8万块以上,形成文化高压与文献整理并存的矛盾局面。

二、编纂机构与人员配置

四库馆设总裁、副总裁统领全局,下设纂修官、分校官、提调官等职。核心学者包括:

  • 纪昀:总纂官,统筹分类与提要撰写
  • 戴震:经部纂修,校勘《水经注》等典籍
  • 周永年:子部纂修,主持《永乐大典》辑佚

参与学者达360余人,誊录员逾3800名,形成严密的学术生产体系。

三、文献来源与编纂流程

书籍征集渠道多元:

  1. 官府藏书:翰林院、国子监典藏
  2. 地方进呈:各省巡抚采办呈送
  3. 私人进献:范氏天一阁、马氏丛书楼等藏书家
  4. 辑佚成果:从《永乐大典》辑出佚书512种

编纂流程分五阶段:征集→甄别→校勘→提要→抄录,校勘环节尤为严格,须经分校官、复校官、总裁三审,重要典籍另作《考证》附后。

四、分类体系与文献价值

全书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细分为44类66属:

部类子类数代表性典籍
经部10类《周易正义》《尚书注疏》
史部15类《史记》《资治通鉴》
子部14类《墨子》《齐民要术》
集部5类《楚辞章句》《文选注》

收书3462种,存目著作6793种,涵盖先秦至清初主要文献,尤以宋元珍本为要。

五、抄录贮藏与七阁分布

全书抄写七部,分藏南北:

贮藏地阁名现存状态
北京故宫文渊阁现存台北故宫
圆明园文源阁1860年焚毁
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现存国家图书馆
沈阳故宫文溯阁现存甘肃省图
镇江金山寺文宗阁1853年毁于战火
扬州天宁寺文汇阁1854年焚毁
杭州圣因寺文澜阁补抄后存浙江图

每部约8亿字,需36000册装帧,用纸考究,封面按经史子集分绿红蓝灰四色。

六、历史影响与学术争议

该工程具有双重效应:

  • 文献保存:系统整理先秦至清初典籍,如从《永乐大典》辑出《旧五代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珍本
  • 学术规范:确立校勘范例,200余部典籍附《考证》,开清据学风
  • 文化摧残:查禁书籍数量惊人,据《禁书总目》载:
    类型数量举例
    全毁书2453种《藏书》
    抽毁书402种顾炎武《日知录》
    删改书逾千种岳飞《满江红》注文

晚清学者章学诚指其“收罗遗籍,而禁毁之烈亦空前”,梁启超更斥为“功魁祸首”之争。

七、现代价值与传承保护

现存四部基本完整:

  1. 文渊阁本:1965年台湾影印出版
  2. 文津阁本:2005年国家图书馆数字化
  3. 文溯阁本:1966年移交甘肃保护
  4. 文澜阁本:1880年丙补抄5500册

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电子检索版,使这一文化遗产焕发新生。

《四库全书》编纂工程既是中华文献集大成之作,亦为文化专制之标本。其浩大工程展现古代学术组织能力,而选择性存毁的悖论,恰成审视传统文化传承的深刻镜鉴。今人观之,当以辩证视角领会这份厚重遗产的双重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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