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国玉玺归汉所有

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中，没有一件物质载体能比传国玉玺更能象征“天命所归”的至高皇权。这方以“和氏璧”雕琢而成的宝玺，因镌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而成为历代帝王竞相争夺的终极目标。它的得失，往往与王朝的兴衰更迭紧密相连。而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于鄗城即位，其后历经周折，终使这方失落于王莽之乱的神器重归汉室，这一事件被史家称为“传国玉玺归汉”，不仅标志着一个新政权的合法性获得“天授”印证，更是一段充满传奇与血腥的权力流转史的段落。

传国玉玺的源起与象征

传国玉玺的传奇始于那块著名的和氏璧。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后，命玉工孙寿将此天下至宝雕琢为皇帝玺印，由丞相李斯篆书八字。自此，它成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的信物。秦亡后，玺归汉室，汉高祖刘邦将之定为“汉传国玺”，珍藏在长乐宫，郑重举行授玺仪式，以示承天受命。此后近两百年，它安稳传承于西汉诸帝之间，直至外戚王莽篡汉。

乱世流离：从王莽到更始帝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向其姑母、汉朝太皇太后王政君索要传国玉玺。太后怒斥并投玺于地，导致玺上螭角崩缺一角，后以黄金镶补。这一摔，既是汉祚中断的物理印记，也开启了玉玺近百年的乱世漂流。王莽政权覆灭时，玉玺一度落入起义军“更始帝”刘玄之手。然而更始政权短命，很快又被另一支农民起义军“赤眉军”所灭，赤眉军拥立刘盆子为帝，玉玺遂归刘盆子。这一时期，玉玺的持有者如走马灯般更换，其“天命”的光环在血腥厮杀中显得苍白而脆弱。

关键转折：赤眉投降与玉玺献出

当刘秀在河北崛起，建立东汉，并一路西进平定关东时，占据长安的赤眉军已成强之末。建武三年（公元27年），在刘秀大军的围剿与招抚下，粮尽援绝的赤眉军决定投降。投降仪式中，赤眉军樊崇等人“将传国玺绶”奉献给刘秀的将领。这一举动极具政治象征意义：它不仅是军事上的臣服，更是将“天命”的凭证正式移交。刘秀在洛阳南宫的云台郑重接受了玉玺，并举行了盛大的庆典。史载“帝得传国玺，大悦”，因为这为他“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帝业补上了最关键、最神圣的一环。

归汉的意义与后续影响

传国玉玺归汉，对东汉王朝的建立具有多重决定性意义。首先，它从法统上彻底终结了西汉灭亡以来的混乱局面，证明刘秀政权并非割据势力，而是天命所归的正统继承者。其次，它极大地凝聚了人心，使前汉旧臣、士大夫及百姓在心理上普遍认同新王朝的合法性。最后，它也成为了刘秀宣传“光武中兴”的有力工具，将一段武力征服的历史，包装成天命循环、汉德复兴的必然叙事。

然而，传国玉玺的漂泊命运并未就此终结。东汉末年，它再度卷入董卓之乱、诸侯争霸的漩涡。从孙坚得玺于井中，到袁术僭号称帝，再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将玺控于手中，其轨迹几乎就是一部微缩的汉末军阀史。直至曹丕篡汉，在传国玺的肩部刻上“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试图续写天命叙事，但玉玺的神圣性在一次次暴力争夺中已日渐褪色。后世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但凡有野心者，无不竭力追寻这方玉玺，其真伪也愈发扑朔迷离，最终湮没于历史长河。

结论

公元27年传国玉玺归汉的事件，远不止是一件珍贵文物的失而复得。它是政治合法性建构过程中一个极具戏剧性的顶点。在普遍信奉天命与符谶的时代，这方玉玺是连接天道与皇权的唯一实物纽带。刘秀得其玺，便意味着获得了主宰中原乃至天下的“密码”。尽管玉玺本身在后世屡屡失踪、复现、真假难辨，但“传国玉玺归汉”这一历史瞬间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即对统一、正统与秩序的不懈追求——早已深深镌刻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之中，其影响力远超一方玉石的生命周期，成为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王朝更替与权力逻辑的一把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