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文史通义——清代史学巨擘的史学思想与实践体系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是清代中叶最具原创性与系统性的史学家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史学理论建设与史料整理工作，其著作《文史通义》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中国史学由“记事”向“论理”的深刻转型。在乾嘉学派盛行考据之风之际，章学诚独辟蹊径，主张“六经皆史”，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学术独立性，其思想对后世中国史学乃至现代史学方影响深远。

章学诚早年受业于黄宗羲弟子万斯同门下，后因家贫入幕府为官，虽仕途坎坷，却始终未放弃对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晚年自编《校雠通义》，并以此为基础撰成《文史通义》十卷，该书以“史德”为核心理念，提出“史家之职，在秉笔直书，贵在求真”、“史才三长：才、学、识”，构建了系统的史学评价标准。他尤其批判当时史学界“徒知抄撮旧闻而不究其本源”的弊病，主张“实事求是”，反对空谈玄理。

章学诚对“史德”的论述尤为突出。他在《文史通义·内篇·史德》中指出：“夫史者，所以明得失，知古今也。”他认为史学家应具备“忠恕之道”，即“存心公道、不偏不倚”，同时要“尊信古贤、不盲从今人”。这一观点不仅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也为近代史学中的客观性原则提供了理论支撑。

在史料学方面，章学诚创造性地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史纲领，并首次系统阐述“校雠学”理论。他认为史书的编纂必须建立在“版本考订”和“异文校勘”的基础上，否则难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他在《校雠通义》中详细讨论了目录学、版本学及文献校勘的方法，这些内容至今仍被现代文献学所沿用。

章学诚还特别重视地方志的编纂价值。他本人曾参与浙江、湖北等地的地方志编修，并撰写了《方志略》一书，提出“方志乃一邑之百科全书”，主张地方志不仅要记录地理、人口、物产，更要反映社会变迁与文化传承。他的这一主张极大地推动了清代地方志事业的发展，也为后来民国时期“新修方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

以下为章学诚主要著作及其出版时间简表：

章学诚的思想亦受到其时代背景深刻影响。乾隆至嘉庆年间，朝廷推行“”与“考据学”双重政策，一方面压制思想自由，另一方面鼓励学者埋首故纸堆。章学诚身处此境，既未能完全摆脱官方话语体系的影响，又试图通过“史学独立”的路径突破体制束缚。他曾在《文史通义·外篇·答客问》中坦言：“吾之所言，非为博取功名，实欲救时弊、启后学。”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使他的史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

章学诚的史学贡献远不止于理论层面。他曾主持编修《清史稿》前身文献《清史列传》，并参与修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严谨的考据态度与批判精神对清代官方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他还提倡“史学须兼备文学之美”，认为史书不仅是史料堆砌，更应追求语言精炼、结构清晰与文采斐然，从而实现“史学美学”的融合。

章学诚去世后，《文史通义》一度散佚，直至晚清由其门生张穆等人重新辑录刊行，始得流传于世。光绪年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高度评价章学诚：“实斋之学，实开近世史学之先声。”民国时期，胡适亦称其“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家”。其思想在20世纪初被鲁迅、陈寅恪等人继承与发展，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重要基石。

章学诚一生虽未显达，但其史学思想如暗夜星辰，照亮了中国传统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他提出的“史德”、“史才”、“史识”三位一体的史学观，至今仍为史学教育与研究提供指导原则。在当今全球史学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重温章学诚《文史通义》，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内核，更能启发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重建本土史学的主体性与批判性。

正如章学诚所言：“史之为学，贵在穷源溯流，贵在鉴往知来。”唯有立足历史深处，才能真正把握未来的方向。章学诚以毕生心血铸就的《文史通义》，不仅是清代史学的里程碑，更是中华文明史学智慧的永恒灯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