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中，乾隆盛世堪称最后一个辉煌的高峰。它指的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位期间（1735年-1796年，含太上皇时期实际掌权至1799年）所缔造的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人口繁盛、文化集大成的时期。这一盛世并非凭空而来，它是康熙、雍正两朝百余年间励精图治、恢复发展的成果延续与极致展现，也是中国古代传统农业文明发展到顶点的标志。
乾隆朝的疆域巩固与开拓是其盛世武功最直观的体现。乾隆帝继承祖、父基业，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其对西北准噶尔汗国的彻底平定，结束了自康熙以来长达七十年的拉锯战，将天山南北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直接管辖，并设置伊犁将军。随后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在西南方向，持续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对云、贵、川、桂等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控制。对西藏的治理也通过《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得以制度化，确立了驻藏大臣与、班禅共同管理的体制。这些成就使得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中期达到极盛，成为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
| 方面 | 主要成就与数据 | 意义 |
|---|---|---|
| 疆域 | 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南包南海诸岛。陆地面积约1300万平方公里。 | 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 |
| 人口 | 突破3亿大关（据《清实录》，乾隆六十年人口约2.97亿）。 | 人口空前增长，既是社会稳定的结果，也带来了资源压力。 |
| 经济 | 耕地面积扩大至约10亿亩（乾隆末期）；国库岁入常年保持在4000万两白银以上；存银最高达8000万两（乾隆中期）。 | 农业经济总量达到传统社会顶峰，财政充盈。 |
| 文化工程 | 编纂《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79309卷）；《钦定满文大藏经》；《乾隆京城全图》。 | 规模空前的文化整理与总结，同时也伴随着思想禁锢。 |
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乾隆盛世表现为传统农业经济的空前繁荣。人口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及“摊丁入亩”政策的刺激下迅猛增长，至乾隆末年已突破三亿，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耕地面积持续扩大，高产作物如玉米、甘薯的推广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国家财政异常充裕，户部银库存银长期保持在六千万两以上，最高时超过八千万两，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国家工程、军事行动和皇室开支。国内商业和长途贸易十分活跃，形成了以晋商、徽商等为代表的著名商帮，全国性市场网络更加紧密。运河与长江沿线城市如苏州、扬州、汉口等发展成为繁盛的商业中心。
文化的集大成与严格控制是乾隆时代的一体两面。乾隆帝本人雅好文艺，精通汉文化，一生作诗四万余首（尽管文学价值见仁见智）。他主持了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最著名者莫过于《四库全书》的编纂。这项工程动用了数千学者，历时十余年，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系统整理、抄录和保存，其文化保存之功不可没。然而，编纂过程也伴随着严厉的，大量所谓“悖逆”、“违碍”的书籍被禁毁、篡改，思想控制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酷程度。此外，宫廷艺术在乾隆朝也达到巅峰，瓷器（如各种釉彩大瓶）、玉器、书画装裱与收藏、园林建筑（如圆明园的扩建、清漪园即颐和园前身的修建）都极尽精巧繁复之能事，体现了盛世的物质充裕和帝王品味。
对外关系方面，乾隆朝呈现出保守与怀柔并行的特征。延续前朝的朝贡体系，周边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缅甸等定期朝贡。最著名的外交事件是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1793年，马戛尔尼以使节身份来华，表面为乾隆祝寿，实则希望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因礼仪之争（是否行三跪九叩之礼）及乾隆帝以“天朝上国”自居，对英国的通商、设使等要求一概拒绝，并颁布敕谕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一事件被视为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固化的标志，也错失了与西方世界平等交往、了解工业革命变革的机遇。
然而，乾隆盛世的光环之下，早已潜藏着深刻的危机。人炸性增长导致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人地矛盾尖锐，社会流动性僵化。官僚体系在长期承平后日益腐化，宠臣和珅的贪渎仅是冰山一角。军事上，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在平定大小金川等战役中已显疲态，军纪废弛。持续不断的战争和皇家奢侈开销，逐渐耗尽了国库积蓄，到乾隆晚年，财政已显窘迫。白莲教起义在乾隆退位前夕爆发，并持续至嘉庆朝，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也宣告了盛世的终结。
综上所述，乾隆盛世是一个复杂多维的历史现象。它是传统政治、经济、文化成就的集大成时代，在疆域巩固、民族融合、经济总量、文化整理等方面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顶峰。但同时，它也是封闭自守、制度僵化、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的转折时期。其繁荣是坚实的，也是脆弱的；是辉煌的，也是最后的。当西方世界正经历剧变时，这个看似稳固的盛世，实际上已站在了历史巨变的前夜，其遗产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