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理宗推崇程朱理学

宋理宗赵昀，南宋第五位皇帝，在其长达四十年的统治期间（1224-1264），一项影响深远的举措便是大力推崇程朱理学，将其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这一政策不仅深刻塑造了南宋后期的政治与文化生态，更对后世中国思想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南宋中后期，面临金、蒙外患加剧与内部统治效能下降的双重压力，亟需一套强有力的思想体系来凝聚社会共识、强化中央权威。此时，发端于北宋，由程颢、程颐奠基，至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或称道学），以其完备的宇宙观、观和社会秩序理论，进入了统治者的视野。其核心在于强调“天理”的至高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将儒家纲常（如三纲五常）提升至宇宙法则的高度，为君主专制和等级秩序提供了哲学论证。

宋理宗对程朱理学的推崇，非一时兴起，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且持续的政策举措加以落实：

一、人事安排：拔擢理学名臣，占据要津

理宗即位之初的“端平更化”时期，便大量起用理学派官僚。著名者如真德秀、魏了翁等，均被委以重任，担任宰辅、侍从或地方大员。他们不仅是政策的执行者，更是理学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此举将理学势力深度嵌入国家权力核心，为其后续制度化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科举：确立理学为唯一标准

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下诏，明确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五子从祀孔庙，并特别褒扬朱熹所著《四书章句集注》。诏书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折衷融会，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书本末洞彻……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 此举将理学先驱和集大成者朱熹提升至近乎与孔孟同列的地位，确立了理学在儒学谱系中的正统地位。更重要的是，理宗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其思想为圭臬，尤其是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标准答案和解释框架。这直接决定了士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使得理学成为学子晋身的必由之路。

三、官方祭祀与褒赠：提升理学宗师地位

除从祀孔庙外，理宗还多次追赠理学大师高规格谥号。如宝庆三年（1227年）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后改徽国公），嘉定十三年（1220年）已追赠程颐为伊川伯。这些追赠不仅是荣誉，更是国家层面对其学说价值的最高认可，强化了理学的神圣性与权威性。

四、兴办官学，推广理学教育

理宗时期，地方官学（州学、县学）得到鼓励和整顿，其教学内容以理学著作为主。中央的太学更是理学传播的重镇。官方还组织刊印、颁行理学典籍，如《程氏遗书》、《朱子语类》等，促进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

下表列举了宋理宗推崇的主要理学代表人物及其地位：

宋理宗推崇程朱理学的历史影响深远且复杂：

积极方面：首先，它成功整合了南宋的思想界，结束了此前学派纷争的局面，确立了清晰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利于社会思想统一和政治稳定。其次，促进了理学研究、教育和文献整理的繁荣，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为后世（尤其是元、明、清）理学持续作为官方哲学奠定了基础。最后，朱熹对儒家经典的系统化注释（尤其是《四书》），成为后世数百年科举考试和教育的绝对标准，深刻塑造了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消极方面：理学成为官学后，其内部不同声音被压制（如陆九渊心学一度边缘化），学术活力受到一定影响。更深远的是，理学中强调等级秩序、压抑个体欲求、重视道德心性而轻视实务的倾向，在成为官方教条后，其弊端被放大。后世批评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僵化、士人空谈性理而忽视经世致用，对宋末及明清社会发展产生了某种束缚作用。

总而言之，宋理宗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是南宋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关键节点。它不仅是理学从民间学术团体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转折点，也是儒家思想发展至新阶段（理学时代）的重要标志。尽管后世对其利弊评价不一，但无可否认，这一政策深刻影响了此后近七百年的中国社会、文化与政治形态，其回响直至近代。